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文献综述(最新3篇)
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文献综述 篇一
在传统法律文化中，礼法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它与法律密切相关，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礼法结合的特点是法律规范与社会习俗相结合，以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和谐。本文将通过综述相关文献，探讨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的现象和意义。
首先，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体现了法律规范与社会习俗的融合。在古代社会，法律规范往往和社会习俗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礼法结合体现了法律规范对社会习俗的引导和约束，同时也反映了社会习俗对法律规范的影响和塑造。例如，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对法律规范的制定和执行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儒家礼仪制度在法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它既规定了社会习俗的行为准则，又规范了法律的执行方式和程序。
其次，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体现了法律规范与社会习俗的相互依存。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律规范和社会习俗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关系。法律规范的制定和执行需要社会习俗的支持和认同，而社会习俗的形成和演变也受到法律规范的制约和引导。礼法结合体现了法律规范和社会习俗的相互依存关系，它以法律规范为基础，以社会习俗为依托，共同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和谐。
最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礼法结合作为一种法律文化现象，承载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智慧。在中国古代，礼法结合体现了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即仁、义、礼、智、信。这些价值观在法律规范和社会习俗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和实践，成为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礼法结合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等级秩序和人伦关系，体现了尊卑有序、长幼有序的社会价值观。
综上所述，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它体现了法律规范与社会习俗的融合、相互依存，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研究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有助于深入理解传统法律文化的内涵和特点，为现代法律文化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文献综述 篇二
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和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逐渐受到关注。本文通过综述相关文献，探讨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的意义和现实价值。
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体现了社会规范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律规范和社会习俗并不是划分明确、相互独立的两个领域，而是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复杂系统。礼法结合体现了社会规范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它既兼顾了法律规范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又考虑了社会习俗的传统性和灵活性。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为法律规范的制定和执行提供了一种灵活、包容的方式，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体现了法律文化的人本主义精神。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律规范和社会习俗的结合是以人为本的，注重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礼法结合体现了法律文化的人本主义精神，强调法律规范和社会习俗对人的尊重和保护，注重个体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统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使法律规范更具人性化，更能够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提高法律的可接受性和可执行性。
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是对现代法治建设的有益借鉴和启示。在当代社会中，法律规范和社会习俗的结合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在法律执行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礼法结合能够增强法律规范的可信度和可执行性，提高法律的社会效果和法律秩序的维护力度。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对于加强法治建设、保障社会稳定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体现了社会规范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体现了法律文化的人本主义精神，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研究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有助于丰富法律文化的内涵和拓展法律文化的视野，为法治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文献综述 篇三
中国古代法律的礼法结合涉及法理、法史大法律科目。历来对礼法结合理论的研究者很多，但这一论题仍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由于其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它既不能取消也没有代替品，对它的研究能反映我国古代法律文化思想，其内容发展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内容。本文愿为这方面的研究者提供文献参考。本文愿为这方面的研究者提供文献参考。
一、礼法结合研究的内容
自中国封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确立以后,由汉代创设的礼法结合综治模式逐渐成为封建社会治国的主流模式。所谓礼法结合,就是把中华民族伦理道德与法律制度相结合,实行“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治世方式。礼法结合综合为治的治国模式的内容非常丰富和深刻,礼侧重于预防犯罪,法侧重于惩罚犯罪,它以人情为核心,以道德为基础,重宗法的伦理,礼乐政刑综合为治。
二、礼法结合研究我内现状
我国关于礼法结合对社会的影响,学者们进行了相当多的实证分析,这些研究根据研究对象可以。瞿同祖是我国研究古代法律文化的先驱泰斗，他的观点被大多数学者接受。本文仅摘录其小部分观点作学习研究。
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瞿同祖所说,儒法本体之争经春秋战国,至秦汉以后“已不存在”,而董仲舒以《春秋》决狱,成为将“儒家的经义应用于法律的第一人,以儒为体,以法为用,实是真正沟通德治、法治,融合儒法两家思想于一的实行家不过,在礼法结合的整个过程中,二者并非齐头并进、地位同等。一方面,从法律家角度来讲,虽然自秦汉以后,历朝都制定有法律,国家需要法律也成为不容怀疑和无须辩论的客观事实,但自“汉以后便鲜有专门研究法律的法学家”。 瞿认为礼法结合之后，封建法律产成了巨大的稳定性。
范忠信〈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18范忠信认为,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史上的“德刑之争”,从政治学角度讲,实质是统治策略、手段或方法之争;从法理学上讲,是“推定或技术性的法律规则”内部之争;从哲学或文化人类学角度上讲,是对人性和秩序、行为规范的性质或价值认识之争。“德刑之争”其实是“礼法之争”在法律领域的一种延伸。一方面,历史用秦二世而亡的事实证明了重刑主义的不可行;另一方面,儒家早先就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后又经汉代董仲舒系统地确立为“德主刑辅”的理论。引“于是,这场争论便伴随着“德主刑辅”的确立以“礼治”的胜利而告终。”
许健（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在《汉代礼法结合综治模式的确立及其影响》中提出：古代中国重教化综合为治的
治国模式,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充分展示了独树一帜中华法系的特点;它区别于其它国家宗教与法律相结合的治国模式,是中国原创型的治国模式,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其认为对于今天的法制社会建设，礼法结合应当慎重，应当批判的接受。
苏凤格（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在《明末清初法律思潮研究》一文中写到“明朝法律同样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建立的。它保护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维护等级社会秩序；礼法结合共同治理社会。”其分析了礼法结合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以及同明朝灭亡的关系。并对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以“救世”为目标对法律进行建构问题深入研究，认为这些思想家促进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发展。
李显冬（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在从〈《大清律例》到《民国民法典》〉的转型一文中，对礼法结合同商业发展的关系做了深入研究。其从礼法结合、家族本位，伦理入法”；“援法生例，以例辅法”；“牧民先治吏”，行政莫不皆有法式，“朝廷不为遥制”；“诸法合体，重刑轻民”等内容入手，认为礼法结合对商业发展有正负两方面影响。
杜维明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 美国 马萨诸塞州剑桥）在《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一文中提出在西方文化特别是启蒙价值的冲击下,儒家的核心价值——仁、义、礼、智、信这些儒家传统已经基本上被解构了。引用作者原话“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五四”时代的文化精英对儒学的批判仍显肤浅和不足,启蒙仍未深入;另一方面,儒学必须对西方的强势有所回应,儒学的发展尽管障碍重重但它仍有转化重生的机缘。”个人认为，礼法结合就是儒学的发展出路之一。
三、新的研究拓展
关倩在《礼法结合两种模式的比较分析》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年 01期 中提出：礼法结合包含两种模式，包括传统模式和现代模式。在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演变中 ,礼的内核发生了重要的质变 ,传统模式中的礼 ,以家族为本位 ,维护封建的等级秩序 ;现代模式中的礼则以现代社会的平权精神为基础和要旨 ,以社会主义道德为主要内容。传统模式和现代模式的构建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惰性力 ,而后者则是建构新时期法理社会的积极推动力。该理论不仅概括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礼法结合的内涵，也对构建新型法制社会提出构想。
蒋晓伟 同济大学上海 在《经义与法律的结合》一文中提出认为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表现形式，应为经义与法律的结合，“经义与法律的结合”应该是中国法制史的一大特点，而不是“礼法结合”。这是基于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法律儒家化。蒋在深入剖析古代成文法形式特点之后得出这一结论，但个人认为，儒家经义本就是儒家礼文化的外在表现，其将经义拿出单独讨论，本身就忽略了本体关系。经义与法律的结合终究礼法结合的外在表现。
四、启示
本人在搜集资料时发现法学学者皆对各种历史文化资料耳熟能详。对于礼法结合的研究必须跨学科大量研究资料，才能对与礼法结合的研究有正确把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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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作武.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