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旅游文化保护论文【优质3篇】
民俗旅游文化保护论文 篇一
中国丰富多样的民俗文化是其独特的旅游资源之一。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和城市化的不断扩大,许多民俗文化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和消失的风险。为了保护和传承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民俗旅游文化保护变得尤为重要。
首先,民俗旅游文化保护需要政府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来保护民俗文化,例如设立保护民俗文化的专门机构、投入资金用于保护和修复民俗遗址和传统建筑等。同时,政府还可以加强对民俗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对民俗文化保护的认识和意识。
其次,民俗旅游文化保护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传承民俗文化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每个人都应该为此负起责任。社会各界可以组织志愿者团队,参与到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中去。此外,社会各界还可以通过举办民俗文化展览、庙会等活动来增加公众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认同。
第三,民俗旅游文化保护需要与旅游业的发展相结合。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为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旅游业可以为民俗文化的保护提供经济支持,例如通过发展民俗旅游景点、推广民俗文化产品等。同时,旅游业也可以为民俗文化的传承提供平台,例如组织民俗文化表演、举办民俗文化体验活动等。
最后,民俗旅游文化保护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民俗文化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应该加强合作,共同保护和传承好各自的民俗文化。国际间可以开展民俗文化交流活动,例如举办民俗文化节、举办民俗文化研讨会等。通过这些交流活动,可以增进各国之间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认同,促进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综上所述,民俗旅游文化保护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政府、社会各界、旅游业以及国际社会都应该共同努力,加强合作,共同保护和传承好民俗文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后代继承并享受这些独特的文化遗产。
民俗旅游文化保护论文 篇二
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民俗旅游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然而,民俗旅游的发展也带来了对民俗文化的保护问题。为了保护和传承民俗文化,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
首先,要加强对民俗文化保护的法律法规制定。政府应该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民俗文化的保护范围、保护措施和保护责任。同时,政府还应加大对民俗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他们对民俗文化保护的认识和意识。
其次,要加强对民俗旅游景点的管理和保护。民俗旅游景点是民俗文化的重要承载者,应该加强对其进行保护和修复工作。政府可以投入资金用于景点的保护和修缮,同时加强对景点开发和管理的监督。此外,还可以通过设立景区保护专门机构,加强对景区的管理和保护。
第三,要加强对民俗文化传承人的培养和保护。民俗文化的传承需要有一批扎根于民俗文化中的传承人。政府可以加大对传承人的培养和保护力度,例如设立专门的传承人培训机构、提供传承人的生活和学习补贴等。同时,还可以鼓励民众参与到民俗文化的传承中去,例如组织民俗文化传承培训班、举办民俗文化传承活动等。
最后,要加强民俗旅游与社区的互动与合作。社区是民俗文化的重要承载者,应该加强与民俗旅游的互动与合作。社区可以通过举办民俗文化节、推广民俗文化产品等方式,增加民众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认同。同时,旅游业也应该尊重社区的意愿,与社区共同制定民俗旅游开发的规划和措施。
综上所述,民俗旅游文化保护是一项复杂而重要的任务。政府、旅游业、社区以及广大民众都应该共同努力,加强合作,保护和传承好民俗文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后代继承并享受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
民俗旅游文化保护论文 篇三
民俗旅游文化保护论文精选
刘晖在《旅游民族学》中以案例的形式展现了甘肃夏河拉卜楞寺社会环境的世俗化现象,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例如拉卜楞寺晒佛节等传统宗教节日的娱乐性、程序性增强而宗教性与神秘性减弱。徐赣丽在《《民俗旅游与民族文化变迁》一书中描写了龙脊地区壮瑶民族文化在旅游经济开发中的经济化与商品化现状,壮瑶族好客敬酒的传统异化为一种挣取小费的方式、农家乐为主要模式的农家旅馆对经济利益的计算使得传统壮瑶房屋家庭的内部结构失去祖先崇拜的神圣性。
两者的矛盾不能仅仅从商品市场中法律法规缺失等制度层面着手而须深入到现代性的内部方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在帕森斯看来现代社会(帕氏以美国社会为现代社会的典型)是宗教、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相互分化的社会。相应的,在现代性的世界图景中,彼此分化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系统以各自的价值世界明证自身行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哈贝马斯敏锐地指出,分化出来的各个领域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价值判断的标准,用他的话来说即是有不同的“有效性宣称”。具体而言,经济行动以工具理性为行动准则并以经济目的作为行动依归,社会领域则以整合作为价值选择而文化则更强调艺术的美学与情感价值。这些具有各自有效性宣称的价值序列正如所韦伯指出的处在无可消解的冲突之中,“不同的神祠在相互争斗,毫无疑问地永远在争斗”。具体到民俗旅游经济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命题中,少数民族民俗旅游开发是以民族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作为市场交换的对象,形成集群化的旅游产业链来发展当地经济,提高贫困人口的经济收入从而摆脱贫困状态。经济行为本质上说必须以市场为载体,服从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最终以经济效益为行动依归。然而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则是少数民族与族群、生态自然环境以及宇宙世界的长期相互关联与思考建构的产物,具有物质载体与精神内涵的双重架构,而尤以文化所体现的精神价值观最为关键,象征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同时也是维持本民族族群认同的标志。从社会、经济与文化领域观之,少数民族文化本质上是一整套文化与社会的实践体系与象征系统。另一方面,现代性又表现为经济中心主义的一元论价值主张。韦伯认为现代(西方)社会因形式理性的法学思想、市民城市的兴起以及新教伦理特殊的.宗教救赎观等原因造就了一个“除魅”的理性化世界,新教的救赎“预选”说断绝了天主教教会作为救赎确证的可能性,主张将个人世俗社会的经济成就作为救赎的确证,确立起了经济成就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地位。新教伦理一方面促成了资本主义理性的经济行动的中心地位,同时也使得韦伯的经济行动被宗教伦理所限制
避免了经济行动纯粹低级化为经济的营利欲。但是正如贝尔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逐渐摆脱了宗教禁欲对世俗经济行动的伦理监控,“经济冲动力”不断冲击“宗教冲动力”并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经济的霸权,取得了相应于社会与文化系统的独占地位,从而将文化与社会作为观照和开发的对象。而在中国的经济建设开发视野下则表现为将文化作为开发营利的对象。改革开放以来践行的单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逻辑在顶层设计上确立了经济开发与经济效益的“霸权”地位,合法化了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经济开发行为。这也直接导致将少数民族的仪式节日、民族服装等文化因子作为具有经济价值的资源加以开发甚至在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中出现所谓的“经济搭台,文化唱戏”逆转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怪相。这种开发模式似乎类似于莫斯式的“总体性社会事实”体系。其实不然,两者之间具有本质的区别,因为莫斯的“总体性社会”背后是一个未分化的整体性的意义世界,而当前的经济实践强调的是经济世界的主导,将文化社会系统纳入到经济发展话语当中。现代性的多元主义与经济中心主义两个面向彼此冲突,相互矛盾:一方面,现代性展现为价值多元主义,经济、社会与文化各领域之间的彼此分化、相互分野并各有相应的价值判断标准与有效性宣称;另一方面,现代性的经济中心主义则又强调经济价值的主导作用,并以经济观照社会与文化领域,不断削弱社会与文化系统价值宣称的合法性。实践中,现代性两个面向之间的矛盾甚至是冲突直接表现在民族地区的民俗旅游经济开发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因为文化系统自身的价值判断与有效性宣称要求对传统文化的保护重点是如何维护文化系统的本真意义,而另一方面旅游开发项目作为一种经济行为本质上说必须以市场为载体,服从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最终以经济效益为行动依归,所以必然将导致文化世界精神内涵的逐渐丧失与文化的世俗化、经济利益化。本文所论及的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旅游经济开发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也就只是现代性内部矛盾的外在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