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集》中的苏轼诗【精简3篇】

《李白集》中的苏轼诗 篇一

苏轼，北宋时期的文学家、政治家、艺术家，以其广泛的才华和独特的写作风格而闻名于世。他在《李白集》中的诗歌作品中展现出了他深厚的学识和对人生的独特见解。下面将重点介绍其中的一首诗歌——《行宫》。

《行宫》是苏轼在北宋建炎二年（1128年）写的一首诗，全诗描绘了人们在生活困顿的时候仍然保持乐观和豁达的心态。诗中以李白的行宫为背景，通过描绘行宫的寂寞和凄凉之处，表达了作者内心的孤独和失落。

诗中的开头两句“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直接点出了行宫的空旷和荒凉。行宫原本是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地方，但如今已经是一片废墟，只剩下几株寂寞的红花。这种景象使人不禁感叹时光的无情和生命的脆弱。

接下来的几句“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则揭示了行宫中依然有一些宫女在这里居住，她们无所事事地聚在一起，谈论着唐玄宗的故事。这种对过去的怀念和追忆，进一步强调了行宫的凄凉和废墟。

然而，诗的后半部分突然转变了情感，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乐观态度。他写道：“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这表明作者在闲暇时会去垂钓，或者梦见自己乘船出海，追逐太阳。这种乐观的心态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诗歌充满了希望和梦想。

最后两句“轻舟已过万重山，青天无片云。”则展现了作者已经超越了一切困难和挫折，达到了人生的巅峰。他已经乘船穿越万重山，进入了一片晴朗的蓝天之中。

通过这首诗，苏轼表达了他对人生的独特见解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尽管面对困境和挫折，作者仍然保持着乐观和豁达的心态，不断追求自己的梦想和追求。这种精神不仅在《行宫》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也体现了苏轼整个人生的态度。

《李白集》中的苏轼诗 篇二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诗歌作品不仅在北宋时期享有盛誉，至今仍然被广泛传诵和研究。在《李白集》中，苏轼的诗歌作品展现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下面将重点介绍其中的一首诗歌——《赤壁赋》。

《赤壁赋》是苏轼于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写的一篇散文，以三国时期著名的赤壁之战为背景，描绘了一幅壮丽的江山画卷。诗中通过对赤壁山水的描写和对历史人物的描绘，展现了作者对自然和人性的独特见解。

诗的开头两句“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苍梧之渚，巫山之岳。”直接点出了故事发生的时代和地点。壬戌之秋，正是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发生的时期，而苍梧之渚和巫山之岳则是赤壁之战的两个重要地理标志。

接下来的几句“云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则描绘了赤壁山水的壮丽景色。云雾散去，天空恢复了明亮的颜色，落霞和孤鹜一起飞翔，秋水与天空融为一体。这种景象使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壮丽和美丽。

然而，诗的后半部分逐渐转变了情感，展现了作者对历史人物的敬仰和对人性的思考。他写道：“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这表明作者在赤壁之战之后的时代，长城内外已经荒芜，大河上下也失去了昔日的繁荣。这使人不禁思考人类的历史和命运。

最后两句“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则展现了作者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人性的思考。作者认为山原的辽阔和川泽的曲折，都超出了人的想象和理解。这种对自然和人性的思考，使诗歌充满了哲理和深意。

通过这首诗，苏轼展现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对自然和人性的深刻思考。他通过对赤壁山水的描写和对历史人物的描绘，展现了他对历史和人类命运的思考和反思。这种深邃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力，使《赤壁赋》成为苏轼的代表作之一，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李白集》中的苏轼诗 篇三

《李白集》中的苏轼诗

　　今按，黄伯思《东观馀论》认为由李白所作的《上清宝典诗》，我们在苏轼诗集中，又看到了它以《李白谪仙诗》为题，完整地保留其中。（注：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六《外记》也曾引录此诗。然而，令人颇为费解的是，他对苏集著录此诗竟然未置一词，即以“似观化之后所言”为据，而视此诗为“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我们怎样因为李白不可能作此诗，而否认苏轼作此诗的可能呢？其实，所谓“我居清空表，君隐黄埃中”，乃是我——君、阳——阴对举，不能将“居清空表”理解为“观化之后”。）整首诗是这样的：
　　我居清空里，君隐黄埃中。声形不相吊，心事难形容。欲乘明月光，访君开素怀。天杯饮清露，展翼登蓬莱。佳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对面一笑语，共蹑金鳌头。绛宫楼阙百千仞，霞衣谁与云烟浮

。
　　把《苏轼集》中所存这首《李白谪仙诗》与黄伯思《东观馀论》中所引诗句加以对照可以看出，苏轼集中所录者无疑是一首完整的诗，《东观馀论》所引者仅为《李白谪仙诗》的第一、二与九、十、十一、十二共六句，只是节录了全诗的一部分。就二者的共同部分而言，除了个别字上有差异外，余皆相同。《东观馀论》所引“我居清空表，君处红埃中”之“表”、“处”、“红”，以及“仙人持玉尺”中之“仙”，《李白谪仙诗》则分别作“里”、“隐”、“黄”与“佳”。对于这几处差异，细加体会，我们觉得也应以《李白谪仙诗》为是。通过两者的对比，可以肯定地说，《东观馀论》所引的《上清宝典诗》，原是出自这首在苏集中题作《李白谪仙诗》之中的。从黄伯思只是节录全诗的一部分来看，他似乎并未见到这首诗之全体。这就使我们自然生出了这样一个疑问：这首诗究竟应如黄伯思《东观馀论》中所说为李白所作，并题为《上清宝鼎诗》，还是应为苏轼所作而题为《李白谪仙诗》呢？抑或像王琦说的'那样是“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的呢？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从苏轼诗集中对此诗的著录说起。
　　考察苏集版本的流传可以知道，现存《苏轼集》各种版本中最早著录《李白谪仙诗》一诗的，是明代成化年间所刊行的程宗《重刊苏文忠公全集》。该本于《东坡集》、《东坡后集》、《奏议集》、《内制集》、《外制集》、《应诏集》外，首次编辑了《东坡续集》，这首《李白谪仙诗》即录于《续集》之卷一中。那么，程宗将此诗编辑于《续集》之中，他所依据的版本又是什么呢？据李绍《重刊苏文忠公全集序》，程氏《重刊苏文忠公全集》依据的版本主要有两个：一是“宋时曹训刻旧本”，二是明仁宗时翻刻内阁所藏宋本而未完之新本。程氏在此基础上，“重加校阅，仍依旧本卷帙。旧本无而新本有者，则为《续集》并刻之”。今按，仅从程氏刻本目录即可知道，所谓“宋时曹训刻旧本”，无疑是属于《七集》本系统。而从李绍序中又可知，程宗所编《续集》，依据的是明仁宗翻刻宋本而未完之新本。那么，其所谓“新本”又是属于什么版本系统呢？对此，我们虽然已经无从直接考索，但是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东坡六集》“当坡公无恙时”已有“杭本”行于世（卷十七），可以说基本上是出于作者手定，《七集》本中的《应诏集》也早已定型。明仁宗时之“新本”只是据内阁藏本“命工翻刻”，并未改变原卷帙，程氏重刊时也只是“依旧本卷帙”，设若“新本”属于《七集》本系统，自然不可能会多出许多“曹训刻旧本”所无的诗文。据此，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新本”并不属于“曹训刻旧本”所属的《七集》本系统，而应当是宋代诸如《东坡备成集》、《类聚东坡集》、《东坡大全集》之类的分类合编本。（注：参考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卷九《东坡集》，中华书局，1999。）这就是程宗《重刊苏文忠公全集》中的《续集》部分所依据的版本。程氏此本在后代影响极大，成化以后各本苏集，即多由其而出，并将这首《李白谪仙诗》著录于其中。像明代万历一百十二卷本《东坡全集》（按，此即《四库全书》著录的蔡世英刊本所祖）、万历年间茅维刻本《东坡先生诗集注》（按，此即所谓“新王本”，四库全书所著录之朱从延文蔚堂刻本所祖）、清代宋荦等补注《施注苏诗》所刻之“新施本”（注：《施注苏诗》至清康熙年间，仅有残本传世，其卷一、二、五、六、八、九、二十三、二十六、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九、四十均已佚。宋氏嘱门下邵长衡补其阙卷，又掇拾遗诗四百余首，嘱冯景注之。此一由宋氏重新补注者，称为“新施本”。）、查慎行的《东坡先生编年诗补注》、冯应榴的《苏文忠公诗合注》以及朱翠亭的《苏东坡诗集注》等，皆著录了此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