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代价及其度量(精彩3篇)
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代价及其度量 篇一
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深刻的转型。这个转型的趋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首先，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趋势之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城市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趋势在中国的一二线城市尤为明显，而在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还面临一些挑战。
其次，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趋势之一。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信息技术的普及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也加速了社会转型的进程。
再次，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方向。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环境保护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加强环境监测和治理，推动绿色发展，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等。这些措施的实施将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社会转型的代价
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这些代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社会的不平等。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一线城市和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较快，而农村地区和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另一方面，城市和农村之间、富人和贫困人口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加大，导致了社会的不平等。
其次，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人口流动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压力加大，城市的社会管理也面临诸多挑战。同时，农村地区的人口减少导致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困境。
中国社会转型的度量
度量中国社会转型的效果是十分复杂的，有许多指标可以用来评估社会转型的效果。其中，经济增长率、城市化率、环境指标、社会福利指标等是常用的度量指标。
首先，经济增长率是衡量社会转型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经济增长率的高低能够反映社会转型的效果，高经济增长率意味着社会转型进程的快速推进。
其次，城市化率也是衡量社会转型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城市化率的提高能够反映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也能够反映城市化发展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再次，环境指标可以用来评估社会转型对环境的影响。例如，空气质量指数、水质指数等可以用来衡量社会转型对环境的影响。
最后，社会福利指标可以用来评估社会转型对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例如，人均收入、教育水平、医疗保健水平等可以用来衡量社会转型对人民福祉的影响。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深刻的转型。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应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趋势。然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其中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社会问题的增加是值得关注的。为了度量社会转型的效果，可以使用经济增长率、城市化率、环境指标和社会福利指标等多个指标进行评估。只有综合考量这些指标，才能全面了解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代价及其度量。
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代价及其度量 篇三
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代价及其度量
近20年来，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变革与加速发展的时期，社会转型呈现多向度的特征，各个时期、各个地区分别处于不完全相同的转型度之中。中国社会多向度的转型，主要表现为四大社会变迁与发展趋势。本文旨在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含义、基本趋势、社会效果、社会代价及其度量方法。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界定
在中国，“转型”概念是1992年以后开始流行的。它最早也是最典型的含义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与西方国家的主流理解是一致的。世界银行办了一个杂志，叫"Transition"，有人译为“转轨”。从发表的文章来看，这份杂志探讨的主要是经济体制转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世界银行合办了一份“转轨通讯”，为"Transition"的中文版。也有人将"Transition"译为“转型”（注：参见〔英〕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译序）》，〔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社会转型管理（MOST）”规划联络委员会，并出版业务通讯。社会学者往往将"Transformation"译为社会的“转型”。在中国社会学者的论著中，“社会转型”有三种主要的含义：
（1）社会体制在较短时间内急剧的转变。
“转型”与“转轨”在体制转变这一点上可以取得相同的意义。自1992年中国宣布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就建立在明确的经济体制转型的基础之上。但社会转型本身则是社会体制的转变，是社会制度的创新。改革是从制度转变开始的，因此制度解释是根本性的解释。
我曾指出：“60年代至70年代，个人身份的变换特别困难，代内流动与代际流动率均很低，也就是说，社会结构‘超稳定’，比较封闭。究竟是什么东西限
（2）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变。
1992年，李培林在《“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注：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一文中较早地探讨了“社会转型”的有关理论问题。他认为，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发展，也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还是一种数量关系的分析框架。这种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我国社会学者较多关注的是社会结构的`变动，结构解释比制度解释更为流行。有人评价说，时至今日，“社会转型”已成为描述和解释中国改革以来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理论范式，同时也成为其他学科经常使用的分析框架（注：王雅林：《社会转型理论的再构与创新发展》，〔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1994年，我在《观念、角色、社会结构的三重转换》一文中指出：“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与秩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社会转型的启动因素，是政治文化的变迁。也就是说，70年代末孕育的社会变革，是从政治文化领域找到突破口的。”我把这种观点称之为“政治文化启动论”。同时，我还提出了一个“中等收入者阶层稳定论”。我认为，“一方面，原有的结构性失衡现象继续存在，另一方面，又产生了新的结构性失衡现象。中等收入者阶层是社会中最稳定的力量。由温饱户构成的准中等收入者阶层是社会的次稳定力量。而贫困户等低收入者阶层，则是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高收入者中的暴发户，其非法致富手段、炫耀性消费、贿赂与斗富行为等，往往会导致低收入者的心理失衡或扭曲，还会使掌握一定权力的某些人经不起诱惑而滋生腐坏现象，从而带来某些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因此，只有采取切实的措施，扩大中等收入层与准中等收入层、收缩低收入层、控制高收入层，才能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以及保证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环境。”（注：宋林飞：《观念、角色、社会结构的三重转换》，〔南京〕《江海学刊》1994年第2期。）从八年来的社会现实情况来看，我的这些观点是有依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