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我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的介绍与研究(优质3篇)
百年来我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的介绍与研究 篇一
《马可波罗游记》是一部记述13世纪时马可波罗与父亲尼科洛、叔父马菲欧一家人的东方之旅的著名游记。这本书以其丰富的内容和详实的描述，成为了探索亚洲历史和了解当时世界的重要史料。自被翻译引入中国以来，这本书在我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研究。
中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的介绍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当时，国内的学者开始研究《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亚洲各国情况和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这些研究成果将亚洲的历史与世界历史相结合，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了马可波罗的旅程对世界的影响。
在20世纪中叶，中国学者对《马可波罗游记》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开始关注马可波罗与中国的关系，尤其是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这些研究不仅仅关注历史事实的真实性，更注重对文化和社会背景的解读。通过对《马可波罗游记》中所描述的中国的细节进行分析，学者们揭示了当时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为中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对《马可波罗游记》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学者开始关注马可波罗旅行中的外国文化、民族和历史。他们通过对《马可波罗游记》中所描述的亚洲各国的分析，揭示了当时亚洲各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丰富了中国学者对世界历史的认识。
在当代，中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的研究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学者们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和考古发现的分析，致力于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和人物形象。他们通过对马可波罗旅行所经历的地理环境、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的研究，推测出了当时亚洲各国的历史变迁和文化交流。
总的来说，百年来，中国学者对《马可波罗游记》的介绍与研究不仅仅是对历史事实的还原和解读，更注重对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的分析。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中国学者对世界历史的认识，也为中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百年来我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的介绍与研究 篇二
《马可波罗游记》是一部影响深远的文学作品，自从被引入中国以来，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与研究。百年来，中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的介绍与研究逐渐深入，从最初的历史事实还原到对文化内涵的解读，这一过程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学者对世界历史的认识。
中国学者对《马可波罗游记》的介绍与研究从20世纪初开始逐渐兴起。当时，学者们主要关注该作品中所描绘的亚洲各国情况，以及马可波罗旅行对世界历史的影响。通过对《马可波罗游记》的研究，学者们深入了解了当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将亚洲历史与世界历史相结合，为研究马可波罗的旅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学者对《马可波罗游记》的研究逐渐深入。他们开始关注马可波罗与中国的关系，尤其是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通过对书中所描述的中国细节的分析，学者们揭示了当时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为中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加快，中国学者对《马可波罗游记》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学者们开始关注马可波罗旅行中的外国文化和历史，通过对书中所描述的亚洲各国的分析，揭示了当时亚洲各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为中国学者对世界历史的认识提供了新的视角。
当前，中国学者对《马可波罗游记》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和考古发现的分析，学者们试图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和人物形象。他们通过对马可波罗旅行所经历的地理环境、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的研究，推测出了当时亚洲各国的历史变迁和文化交流。
综上所述，百年来，中国学者对《马可波罗游记》的介绍与研究不仅仅是对历史事实的还原和考证，更注重对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的解读。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中国学者对世界历史的认识，也为中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百年来我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的介绍与研究 篇三
（四）地名勘同问题马可波罗旅程遍及中亚、中国大陆、南海诸国及印度海岸诸地，所列地名甚多，由于年代更迭、地名变迁，特别是他不懂，所记中国地名除少数用蒙古语或波斯语外，对汉语地名多拼读不清，兼之各种版本拼写不尽相同，这就给识辨其汉语原名造成一定困难，也使汉译《游记》诸版本的所译汉名不尽一致。对此，我者在地名考证勘同问题上做了一些工作。
早在1915年，我国史地学者丁谦即撰有《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补注》，1917～1918年又撰写《马哥博罗游记补注改订》长文，针对魏易汉译第一本《游记》的译文及注解的错误作了纠正，除地名外，兼及史实考订。限于时代及对外国学者研究成果的不了解，不免有些讹误，但对魏易之直译汉语地名的错误作了不少纠正，仍有贡献。他指责魏易以《元史》之枢密副使孛罗为马可波罗之误，谓《元史》之孛罗（博罗）系蒙古人，与屠寄所见相同，亦颇有见地〔1〕。
此外，李长傅先生在1942年撰《马哥波罗游记海南诸国新注》一文，从占婆国开始至班卒为止，先引张星烺 新译之《游记》原文，后加注解，多用西方学者成说，亦便应用〔2〕。
关于马可波罗云南之行，方国瑜教授《马可波罗行纪笺证》就冯承钧译《行纪》逐章作了细致的考释。对《建都州》一章，认为：“建都即《元史地理志》之建蒂。建蒂本人名，用以称其所属之地，狭义称落兰部，广义称罗罗斯”；“波罗所谓建都州，即包有罗罗斯全境”。此章所言“不里郁思”大河（Brius）， 方教授以为即《元史·速哥传》与《脱力世官传》之不鲁思河，即金沙江。不里郁思为冯承钧译音，张星烺译为白流斯。
对《哈剌章州》一章，方教授同意伯希和在《交广印度两道考》的说法，即哈剌章有作广义，指云南全省，有作狭义，指大理一区；《元史》中所见，亦有广义狭义之不同。马可所指亦同。此章之哈剌章指广义，即云南省，下章《重言哈剌章州》则为狭义之大理。
关于《阿木州》章，冯译本作Amu，沙海昂注引其它版本作Aniu、Anyn或Anin，玉尔本正文即作Anin，张星烺新译本亦作Anin，汉译“安宁”（第261页）。沙海昂以为即《元史地理志》之阿僰部，方氏认为Amu应在阿僰西南之因远部，该部附近之落恐、思陀、溪处之主要为阿泥， 元初有阿（或作禾）泥路， 疑Amu 之名作Anin为是，但其地不应作阿宁或安宁之解释。
关于《秃落蛮州》章，方氏同意沙海昂注所释即《元史》之秃刺蛮、秃老蛮、土老蛮、土獠，指出乌蒙（今云南昭通、会泽一带）至叙州（今四川宜宾市）一带，元初为土獠蛮散居之地，尤以高州、筠连州（今四川县）最多。
方文于释地名之外，并对波罗所述各地物产风俗、轶事详加解释，甚为完备〔3〕。
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在其《马可波罗游记铨释》中对《游记》中的中国地名有许多独到的考证，但也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198
笔者认为，王文释Tingiu为通州，即今南通，极为准确，玉尔在注释中亦持此说〔5 〕。张星烺《游记》新译本第287页原文此地作Chinju，汉译“静州”，下有注云：“此节似为静海之讹。宋元之间有静海县，即今通州”，则是歪打正着，偶尔相合。至于伯希和注中引《永乐大典》“泰州、如皋、通州、海〔－州〕”最后原文本只一字即“海”，其下应补“门”字，因《永乐大典》卷19422《站赤》第9页上在“泰州水站、如皋水站、通州水站”下即记有“海门站”，伯氏加“州”字是错的，认为Tingiu指海州即海门亦误。
2.王文引穆尔本《寰宇记》第147章说：“从Saianfu出发，向东南行十五哩，到一城名Singiu，城非特别大，但商业繁盛……它是一个港口。”冯译本第146章（中册第554页）译Saianfu为襄阳府，Singiu 为新州；沙海昂本“注二”谓Singiu为“荆湖”之转音（冯译本第555 页）。伯希和则认为此章之 Saianfu 应是 Yangiu （扬州）之误， 因而Singiu应是真州即现在的仪征。王文认为，Saianfu仍应是襄阳府， 而Singiu是荆州的对音，即今之江陵。但江陵非港口，则马可所指，应是江陵东南的港口沙市，而文中之Saianfu “东南行十五哩”应为“东南行五日”之误。
3.《游记》“福州国”一章（《寰宇记》第155章，冯译本第154章）中说，有一地名Vuguen，此地盛产蔗糖，又说，“离开Vuguen城再前行十五哩，即到一王国的都城福州”。Vuguen是何地？冯译《行纪》音译为“武干”，其“注七”认为是福建的尤溪；菲力卜思（Geo.Phillips）认为是永春；伯希和认为是延平（今南平），他说：“延平在宋、元时叫‘南剑’，波罗的原稿中可能作Namguem，Vuguen 可能讹自Naguem”（原文为“the outcome of”，无“讹自”意，似译为“出自”较妥——笔者）。但他也承认与书中所言“十五哩至福州”不合，因之认为仅系推测之说。王氏认为三说皆不妥。Vuguen应是“侯官”的对音，侯官在元为两附郭县之一，离福州十五哩，其地有甘蔗洲，在今闽侯县新县城，盛产甘蔗制糖，与波罗所说正合。
王颋先生对以上三地名的考证有独到见解，可备一说。 但对第二地名即“Singin为沙市”说，却引起了怀疑和争论。前引陈得芝教授《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程及其年代》文中说，波罗在叙述了扬州之后忽然插叙了南京（今开封）和襄阳的情况，接着他又回到正题，讲述“从扬州东南行十五哩至一名为Singiu之城”。陈教授说，由于有些本子作“从Saianfu（襄阳府）东南行……”，以致Singiu 一名应指何地引起了争论，“我以为前一个地名无疑应如地会本作yangiu（扬州），因为波罗在讲述南京和襄阳之前有一段话，明显是说他将离开主线讲一讲西面的两个大区…… 可见南京和襄阳显然是两段插曲…… 至于Singiu城，我无保留地支持伯希和的意见，应是真州（今仪征）。”因为“波罗所述此城商业之盛，附近江面之宽，过往船舶之多，都和真州情况相符合”。
看来，这里涉及版本问题。可注意的是，王、陈二君用的版本都是穆尔（陈译穆勒）、伯希和英译《马可波罗寰宇记》，查原书第 320页147章，这里确实是Yangiu（扬州）而非襄阳府。该页“注1”还列举了几种异名，除扬州外，还有angiu，Saianfu（襄阳府）等，他们不采用后名，当有考虑。冯译作襄阳府（第554页），张译作扬州城（第293页），李季译（第228页）、陈开俊译（第170页）俱作襄阳府，Singui则定为九江市，皆不恰当，录以备考。
陈教授在该文中也提出一些与伯希和不同的看法。如波罗说他在离开京兆府后，西行三日，至多山之Cuncun地区，此名冯译本作“关中”（中册第435页），张译本作“汉中”（第226页）。陈文认为“此名颇难勘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