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音乐伦理思想探析(优秀3篇)
我国传统音乐伦理思想探析 篇一
传统音乐作为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承载着伦理思想的表达方式。在我国传统音乐中，伦理思想贯穿始终，影响着音乐的创作、演奏和欣赏过程。本文将从音乐创作、音乐演奏和音乐欣赏三个方面，探析我国传统音乐中的伦理思想。
首先，音乐创作是传统音乐的核心环节之一。在我国传统音乐创作中，伦理思想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伦理思想要求音乐作品要符合社会道德规范，传递正能量。例如，在古代宫廷音乐中，作曲家要根据君臣礼仪和宫廷伦理来创作音乐，以表达对君主的赞美和忠诚。在农村音乐中，作曲家要体现农民的劳动精神和对自然的敬畏之情。这些伦理思想的融入，使得传统音乐具有了独特的情感和价值。
其次，音乐演奏也是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音乐演奏中，演奏者要遵循伦理规范，尊重作曲家的意图，传达音乐作品中的伦理思想。例如，在京剧演唱中，演员要通过声音的表达，展现出人物的品德和情感。在古琴演奏中，演奏者要通过琴音的细腻和情感的表达，传递出伦理思想中的内涵和哲理。音乐演奏者的伦理修养对于演奏效果的好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最后，音乐欣赏是传统音乐传承的重要环节。在音乐欣赏中，听众需要理解和感受音乐中蕴含的伦理思想。通过欣赏音乐，人们可以获得情感上的满足，并从中汲取道德和人生的智慧。例如，在听古典音乐时，我们可以感受到音乐中所传递的浩然正气和高尚情操。在听民族音乐时，我们可以感受到音乐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音乐欣赏是一种身心灵的享受，同时也是一种对伦理思想的感悟和领悟。
综上所述，我国传统音乐中的伦理思想贯穿于音乐的创作、演奏和欣赏过程中。音乐创作要符合社会道德规范，传递正能量；音乐演奏要尊重作曲家的意图，传达音乐作品中的伦理思想；音乐欣赏要理解和感受音乐中蕴含的伦理思想。传统音乐的伦理思想充实了音乐的内涵和价值，使得音乐成为一种更深刻、更有意义的艺术形式。
我国传统音乐伦理思想探析 篇三
关于我国传统音乐伦理思想探析
[论文摘要]对我国传统思想进行探析，旨在揭示其产生、存在与发展的规律，为新时期正确地认识音乐伦理之现代意义提供有益启示，并引发学界对于音乐伦理问题的思考与关注。
[论文关键词]传统音乐；伦理思想；启示
我国上不同时期的思想家们，在思考、探讨音乐作用时对音乐伦理问题多有论及，只是论述的角度和程度不同而已。以为主流的传统礼乐思想特别强调音乐的伦理功效，强调音乐在移风易俗、陶情冶性、教化百姓、安邦治国等方面的独特意义。在此后的两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等时代，也有不少思想家、家阐释他们的某些思想。但是对于传统音乐伦理思想的系统性与梳理，却鲜有学者给予专门性研究。
在目前散见的有关音乐伦理思想记载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论语》、《苟子-乐论》、《吕氏春秋》、《乐记》；后来直至宋明的有关音乐伦理思想之阐述，如《文心雕龙》中的《乐府》，《通书》中的《礼乐》、《乐上》、《乐中》、《乐下》等，大都是承袭《乐记》而来。系统梳理和剖析我国传统音乐伦理思想，将会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音乐伦理在现代意义上的价值。
一、乐通伦理，乐与政通
以伦理为轴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传统文化中的“乐”不止是单纯的歌唱钟鼓之类，它的意义也决不仅仅限于音乐本身，而是关系到政治的隆替，国家的兴衰，以至个人的祸福等。尤为强调音乐与政治、伦理的关系，曾就“乐”的社会作用和意义展开过激烈的论争。
1．儒家赋予“乐”丰富的伦理内涵，把“乐”作为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明确提出“乐通伦理”、“乐与政通”。在集儒家思想之大成的《乐记》中，最早将“伦”、“理”二字合用，指出音乐与政治、伦理相通：“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乐记·乐本篇》)；“是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乐记·乐施篇》)，是“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乐记·乐论篇》)。因而察乐便可知政，审乐可明人伦之理，合礼用乐就可以使人有德。孟子也主张乐通伦理，日：“闻其乐而知其德。”(《孟子·公孙丑》)《吕氏春秋》中多次论及乐与政治的关系，认为考察音乐便可了解一国之政。所谓：“凡音乐，通乎政而风乎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观其音而知其俗矣。”(《吕氏春秋·适音篇》)
2．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由于片面地认识到音乐亡国的事实而主张“非乐”。墨子论乐集中反映在《墨子·非乐》中。他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上，主张非乐：认为“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子·非乐上》)。而要为乐就必须制造乐器，这既费时又费财，费用无非是剥削老百姓。而担任演奏的乐手必是“耳目聪明，股肱之毕强，声音之和调”的壮年，虽满足了王公大人的享乐，却浪费劳力，妨碍生产，必然亏夺百姓之财。这种非乐主张，一方面表明他是承认音乐的美感以及人们对于音乐的需求和社会作用的；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反对的是统治者“不节制用乐”的享乐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因此，他的思想既有一定的合理性，又有一定的局限性。
3．法家代表商鞅和韩非则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儒家的音乐主张。商鞅直接把“乐”斥为导致国家削弱的原因之一，指出：“六虱：日礼乐，日诗书，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站，必贫至削”(《商君书·勒令》)；“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国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官生，必强”(《商君书·去强》)。韩非则反对“新声”，认为“新声”是靡靡之乐，是亡国之
4．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由于看到了当时统治者“用乐”所造成的危害，因而不仅否定“礼乐”，而且将世俗的音乐本身也全否定了，这是他们思想的局限性。在“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下，从“无欲”出发，认为“五音令人耳聋”(《老子》第十二章)，反对音乐。指出真正的音乐是形而上的、与“道”合一的音乐，即“大音希声”。主张治乱最好的办法是“无欲”。从哲学的角度，提出“至乐无乐”的命题，主张真正的快乐是“无为”。他把“形色名声”的“乐”和“钟鼓之音”，看成是“乐之末”，日“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钟鼓之音，羽旄之容，乐之末也。”(《庄子·天道篇》)基于以上认识，道家否定了一切人声之乐，并以此剥夺了人们享受音乐的权利。虽不利于音乐的存在和发展，但有利于当时统治者的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