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动产权利人之作为义务论文【实用6篇】
论不动产权利人之作为义务论文 篇一
不动产权利人作为房地产的所有者或持有者，具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在传统的法律观念中，人们更注重权利方面的保护，而对义务方面的要求相对较少。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律的进步，人们对不动产权利人的义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为义务方面的主体，不动产权利人首先应当履行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这些义务包括但不限于缴纳房产税、履行保护房屋安全的义务等。例如，不动产权利人应按时缴纳相应的房产税，以履行自己的纳税义务。此外，不动产权利人还应当保持房屋的安全和完好。他们应定期进行房屋维修和检查，确保房屋的结构安全稳固，以防止发生事故。
此外，不动产权利人还应当履行与他人的合同义务。例如，如果不动产权利人将房屋出租给他人，那么他就有义务提供安全、卫生的居住环境。同时，不动产权利人还应当按时收取租金，并保持房屋的正常使用状态。如果出现合同纠纷，不动产权利人还应当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调解和解决，以保护租户的合法权益。
除了法律规定的义务外，不动产权利人还应当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房地产的开发和销售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不动产权利人应当注重社会效益，关注房地产的可持续发展。他们应当积极参与到城市规划和环境保护中，为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总之，不动产权利人作为房地产的所有者或持有者，不仅具有一定的权利，也应当承担相应的义务。他们应当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履行与他人的合同义务，并承担社会责任。只有这样，不动产权利人才能真正发挥自己的作用，为社会和谐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论不动产权利人之作为义务论文 篇二
不动产权利人作为房地产的所有者或持有者，承担着一定的义务。这些义务不仅包括法律规定的义务，还包括了一些道德和社会责任方面的义务。
首先，不动产权利人应当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应当按时缴纳相关的税费，如房产税等。他们还应当遵守房屋安全和使用规定，定期对房屋进行维修和检查，确保房屋的安全和完好。同时，不动产权利人还应当履行与他人的合同义务，如将房屋出租给他人时提供安全、卫生的居住环境，按时收取租金等。
除了法律规定的义务外，不动产权利人还应当承担一定的道德和社会责任。他们应当尊重他人的合法权益，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在房地产开发和销售过程中，不动产权利人应当注重社会效益，关注房地产的可持续发展。他们应当积极参与城市规划和环境保护，为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此外，不动产权利人还应当履行公民义务，如守法纳税、遵守社会公德等。他们应当主动参与社区建设，促进社区的和谐与发展。不动产权利人还应当关心弱势群体的权益，帮助他们解决住房问题，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综上所述，不动产权利人作为房地产的所有者或持有者，应当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并承担道德和社会责任。只有在履行这些义务的基础上，不动产权利人才能真正发挥自己的作用，为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论不动产权利人之作为义务论文 篇三
内容提要:
在我国，涉及不动产权利人不作为引起的侵权案件主要有三类。第一类为公共场所或群众性活动场所中发生不作为侵权纠纷，对此可依《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予以处理。第二类和第三类涉及在私人场所引发的对合法进入者或非法进入者的不作为侵权纠纷，我国立法对此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争议颇大。我国可借鉴美国《侵权法第三次重述》之新规定，即对所有进入者均采用合理注意义务标准，仅将罪恶昭彰的不法侵入者排除在外，要求私人场所占有人或管理人对除极为恶劣的不法侵入者外的所有进入者负有合理限度的危险防范义务。
不动产权利人是指占有或管理不动产、对不动产享有一定控制或支配权利的人，包括公共场所占有人或管理人、私人场所占有人或管理人。作为义务是指行为人负有的以其积极行为防免危险、维护他人合法权益的义务，即行为人有义务积极从事某些行为、采取某些积极措施防范危险，避免他人遭受不合理的损害或防止损害的进一步扩大。不动产权利人作为义务的课加可以视为对私权加以适度限制的方式之一，即通过在权利观念中植入义务内容来限制权利。(注：有关私权适度限制的问题，可具体参见董学立:《民法基本原则研究———在民法理念与民法规范之间》，载《政法论丛》，20XX年第6期。)在我国实践中，因不动产权利人不作为而导致他人受损的纠纷并不少见。例如，客人在他人饭店或者宾馆享受服务时，因踩到饭店或者宾馆地板上的香蕉皮而滑倒，饭店或宾馆是否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客人受邀请到朋友家里一聚，坐在朋友家中破旧的椅子上摔伤，客人可否要求朋友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当一个小偷进入他人屋中盗窃财物时，因他人摇摇欲坠的电灯掉落而遭受损害的，小偷要求房屋主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的主张可否获得法院的支持?我国学术理论与司法实践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一、我国关于不动产权利人的作为义务之争议
在我国，涉及不动产权利人不作为引起的侵权案件，一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消费者或其他社会活动者在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或者群众性活动的场所享受服务时，因为上述不动产权利人在控制其物件或环境方面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引致损害，消费者或其他社会活动者要求上述不动产权利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案件。第二类，合法进入者在私人场所活动时，私人场所占有人或管理人的物件或环境致使合法进入者遭受损害时，受害人要求私人场所占有人或管理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案件。第三类，行为人未经不动产权利人的同意擅自进入他人场所，因场所里人为或自然的状况而遭受损害，受害人要求此不动产权利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案件。
第一类案件较易解决，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7条的规定，即“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上述场所占有人或管理人没有尽到积极的注意义务，未保障相关当事人的人身或财产安全的，应当对受害人因此遭受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这一类案件我国现有立法已作出相关的规定，可以依法予以处理。
对于第二类案件，我国却没有相应的明确规定予以调整，然而这些人之间相互交往、发生互动关系是最频繁的，由于没有可参照的法律加以规制，使得实践中大量的纠纷难以获得合理地解决。立法者、学者对于是否应在立法上确立私人场所占有人或管理人的作为义务之争议，集中体现在浓缩作为义务之实质的安全保障义务是否应扩大到私人场所之争议上。有的认为，应该将该义务扩大到私人场所。有的提出，随着社会交往方式和人们观念的变化，涉及私人场所安全保障义务的纠纷会越来越多，对此应予以规范，使法官有法可依，也可引导私人场所的主人尽到相关注意义务。有的则主张，从现阶段我国国情看，私人场所暂时不应列入。
我国法律亦未对第三类案件作出明文的规定，实践中对此争议颇大。有的法官认为，非法进入者的行为本身是对他人财产权益的侵犯，因此非法进入者在他人的私人场所中所遭受的损失不应给予赔偿，否则将有悖于社会公德、善良风俗，甚至是不利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有的法官认为，即使是非法入侵者，其自身人身权、财产权也应受到保护。
不动产权利人不作为引发的侵权纠纷是世界各国几乎都存在的一个常见问题。早期美国法对此采身份区分的原则予以处理，然现今美国《侵权法第三次重述：有形损害与精神损害编》(Re-statementoftheLaw，Third，Torts：LiabilityforPhysicalandEmotionalHarm，以下简称《侵权法第三次重述》)的第七章“作为义务”(AffirmativeDuties)和第九章“土地占有人的义务”(DutyofLandPossessors)对此作出了重大的突破，其发展之新动向可为我国解决此等难题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美国法上不动产权利人的作为义务之阐释
不动产权利人之作为义务在美国法上体现为土地占有人之作为义务。(注：根据美国《侵权法第三次重述》的规定，其所指的土地占有人应作广义的理解，包括占据土地并加以控制的人；在没有符合上述条件的土地占有人时，有权直接占据和控制土地者为土地占有人；在没有符合上述两项条件的土地占有人的情形下，已经占据并控制着土地者为土地占有人。传统普通法采用身份区分的方法来确定土地占有人的作为义务，但由于这一方法存在缺陷，所以美国法对此进行了改革，取消了传统的三分法，而对除罪恶昭彰的非法入侵者外的其他所有进入土地者采用统一的合理注意义务标准。(注：在这里，“罪恶昭彰的”是指极为邪恶的或极为残忍的，而不是显眼之意。
(一)传统以身份区分为基础的义务规则(status-basedduties)
传统普通法确立了一系列严格的规则来规范土地占有人对处于其土地上的他人所承担的注意义务。决定这些规则适用的重要因素是土地上受害人的身份，即受害人是不法侵入者(trespassers)、或是被许可进入者(licensees)抑或应邀来访者(invitees)。不法侵入者指没有权利(包括未经法律授权或未得到土地占有人的授权)而进入该土地的人。许可进入者指获得土地占有人的同意、或依据某种特权而进入该土地的人，其从事的活动不具有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应邀来访者包括公共受邀人和商业受邀人。前者是指，作为公众的一员，为了实现土地向公众开放的目的，而受邀进入或停留在该土地之上的人。后者是指，为了实现与土地占有人的商业交易有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目的，进入或停留在该土地上的人。
根据这一分类，土地占有人对不法侵入者一般不承担责任，只在特殊情况下，即当不法侵入者是未成年人、知悉的侵入者、救助者或在该土地上经常有不法侵入者时，土地占有人才可能承担注意义务。在美国有些州的法院一般不要求土地占有人对不法侵入者承担合理的注意义务，而只是要求土地占有人不能“不合理地、恣意地或草率地行事”。即使在该土地上经常有不法侵入者的情形下，法院亦只要求土地占有人尽到向不法侵入者提醒潜在危险存在的义务。
然而对于未成年人，法院通常会要求土地占有人承担更高标准的注意义务。如美国《侵权法第二次重述》第339条所做的规定，土地占有人应对其土地上存在的人为状况给不法侵入土地的未成年人所造成的人身损害承担责任，如果：
(1)土地占有人知道或有理由知道，未成年人可能会被其土地上存在的某种状况所吸引而进入该土地；
(2)土地占有人知道或有理由知道，此等状况存在着可能导致不法侵入的未成年人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的不合理的危险；
(3)该不法侵入的未成年人因年幼无知，没有发现土地上的此等状况，或没有意识到此等状况的潜在危险；
(4)对于该不法侵入的未成年人可能遭受的危险来说，土地占有人维持此等状况所产生的利益或为消除危险所付出的代价是轻微的；
(5)土地占有人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以消除危险或以其他方式保护未成年人。但如果土地上存在的是自然状况，而非人为状况，则多数法院会认为土地占有人对不法侵入的儿童不负侵权责任。该规定被Bankerv.McLaughlin一案援引。
许可进入者多半是社交客人，但不以此为限，他还可以是为了自身利益而进入土地的人(如推销员、游说者)。美国《侵权法第二次重述》第342条规定了土地占有人在下述情况下应当承担许可进入者因土地上的危险而遭受人身伤害的侵权责任：
(1)土地占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危险的存在，认识到该危险有可能对许可进入者造成不合理伤害，并认为许可进入者不会发现和认识到该危险的存在；
(2)土地占有人没有尽到使危险状况变得安全的合理注意，或没有对许可进入者作出该危险状况存在的警告；
(3)许可进入者不知道或有理由不知道该危险的存在。
通常认为，土地占有人对应邀来访者负有比对不法侵入者、许可进入者更高程度的注意义务。美国《侵权法第二次重述》第343条对此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土地占有人在下述情况下应当承担应邀来访者因土地上的危险而遭受人身伤害的责任：
(1)土地占有人知道或尽合理注意就能够发现该危险的存在，并认识到该危险有可能对应邀来访者造成不合理伤害；
(2)土地占有人认为应邀来访者不会发现和认识到危险的存在，或者认为应邀来访者不能保护自己的安全；
(3)土地占有人没有尽到保护应邀来访者人身安全的合理注意。可见，土地占有人不但有义务警告应邀来访者存在某种危险状况，而还有义务检查土地上潜在的危险状况。土地占有人对占有土地之前该土地上存在的建造和设计上的缺陷，亦可能要承担责任。应邀来访者只能在一定范围内从事活动，超出范围则可能失去应邀来访者的身份，成为不法侵入者或许可进入者，此时，土地占有人的注意义务也会相应发生变化。
(二)身份区分为基础的义务规则之变革
在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美国法院都认为土地占有人对受害人所承担的义务是有别的，土地占有人对不法侵入者承担的义务极小，对被许可者则比对不法侵入者承担更多的保护义务，而对应邀来访者则承担最大限度的保护义务。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有些州已经全部或者部分地废除了对处于他人土地之上的人所作的分类。
Rowlandv.Christian一案是此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案例。该案法院判决指出：虽然原告的身份问题(不法侵入者、许可进入者或应邀来访者)与被告的责任有一定的关系，却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每一个案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确定被告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而普通法有关土地占有人的侵权责任规则有悖于侵权行为法的一项根本原则，那就是每个人都应对因为自己的疏忽而导致的损害负责。而法院还认为，根据原告的身份分类来确定土地占有人的责任不能够反映过失侵权案件中一些确定责任的决定性因素，如损害的可预见性、原告遭受损害的确定性、避免损害的可行性、被告行为的恶劣性质、预防事故的有效性以及获取保险的可能性等。该案多数法官的意见认为：确定土地占有人侵权责任的标准应当是，鉴于他人在其土地上受到损害的可能性，土地占有人在管理其土地时，其行为是否符合一个合理人在相同情况下的行为标准。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促使其他州将土地占有人的义务对象扩张到所有进入土地者。
一些法院很快地遵循了Rowland判例，Rowland趋势在19世纪70年代比较强劲，到80年代有所减弱，然又在90年代末再度兴起。爱荷华州最高法院在Koenigv.Koenig一案做出判决，对应邀来访者与许可进入者采用统一的合理注意义务标准。随后，大多数州开始修改本州关于土地占有人负有的以身份区分为基础的义务规则。
《侵权法第三次重述》则反映了Rowland案的动向，对所有进入者均采用合理注意义务标准，仅将罪恶昭彰的不法侵入者排除在外。详述如下：土地占有人应就自己行为引发的危险、或者其土地上人为状况引发的危险、或者其土地上可自然状况(naturalconditions)引发的危险、或者在可适用《侵权法第三次重述》第七章所规定的作为义务之情形下的其他危险，对其土地上的进入者负有合理的注意义务。
土地占有人基于土地上的人不同的身份而承担不同的作为义务，有其历史原因。在以身份区分为基础的义务规则得以发展之时，不存在一般性的注意义务，义务是根据关系或特定的活动来确定的。因此，这一规则与当时的过失侵权法相吻合。但是随着合理注意的一般义务(《侵权法第三次重述》第7条规定了该义务)之确立，这一规则便与现代侵权法制度极不协调。此外，传统以身份区分为基础的原则对身份的区分模糊，导致有些案件的结果出现不公平；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适用于被许可进入者和不法侵入者的原则外发展出了一些例外，其适用结果与对所有进入者适用统一注意义务标准的结果相似；土地所有人本应为应邀来访者的利益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故要求其对非法入侵者也尽到合理的注意并不会给土地占有人课加额外的负担。籍此，《侵权法第三次重述》摒弃了传统的做法，对土地进入者采统一的合理注意义务标准。新规则要求土地占有人以合理的注意去检查、发现危险的状况，对土地上应当知道或者可合理知道的状况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
土地占有人对罪恶昭彰的不法侵入者仅负有一项义务，即不以故意、非法或恣意的方式之行为(actinanintentional，willful，orwantonmanner)造成不法侵入者的有形损害。但罪恶昭彰的不法侵入者陷入危险无助或不能保护自己的，土地占有人对该不法侵入者亦负有合理的注意义务。
三、以美国法变革为鉴构建我国法上不动产权利人之作为义务
美国法的新趋向体现了对侵权法体系一致性之维护，彰显了法律对受害人平等保护之价值取向，昭示了法律对人之生命与健康的日益重视，凸显了法律的人文精神，有其值得借鉴之处。笔者在汲取美国法可取之处的基础上，就上文提及的两类争议颇大的侵权纠纷案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立法体系与司法实践加以具体阐析。
(一)对第二类案件的评析
就上文提到的第二类案件而言，反对者的理由在于：一是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具有较高的责任承担能力，而私人的责任承担能力较弱；二是经营者和消费者有强弱之分，而私人之间具有平等性；三是公共场所是营利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的，而私人场所一般进行的都是私人性质的活动；四是如果私人负有过多的义务，对现阶段的私人交往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有的人提出，规定安全保障义务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人们在公共场所的安全感，提高公共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根据我国目前的现状，不应该将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扩大到私人领域，否则可能会限制私人之间的交往。国外的规定大都扩展到私人场所，但是我们完全照搬不太合适。
此等观点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笔者更赞成将作为义务拓展到私人场所。个中理由详述如下：其一，反对者认为公共场所管理人有较高的责任承担能力，而私人责任承担能力较弱，所以不宜课加义务。其实，责任承担能力的大小之别并不是决定是否课加义务的因素。我们不能因为小客栈的责任承担能力较高级宾馆的责任承担能力弱而不向其课加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课加责任的依据在于行为人是否开启或维持了一种危险源，作为私人场所占有人，当他们邀请或许可他人进入，或将其场所向一些公众开放时，他们作为危险的开启或维持者应负有保障他人人身或财产安全的作为义务。当然，向私人场所占有人所课加的义务也仅是与私人能力相适应的合理限度内的作为义务，而非与普通经营者相同的义务。
其二，反对者主张经营者和消费者存在强弱之别，而私人之间具有平等性，不宜课加义务。笔者认为，正是因为私人之间的平等性，方有必要课加这一义务。每个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是同等重要的，在某些时候，社会成员之一可能作为客人被邀请或被许可进入他人的私人场所，而在某些时候，他可能作为私人场所主人邀请或许可他人进入其场所，所以当他对所邀请或许可的人尽到保障其人身、财产安全义务时，他可以合理期待当他作为客人时，其他社会成员也会对他尽到合理的积极注意义务。故而，该义务的课加是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实现了权益的相互保障，有利于营造一个平等、和谐、安定的交往环境。
其三，反对者认为，公共场所是营利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的，而私人场所一般进行的都是私人性质的活动，所以不向私人场所占有人课加义务。实际上，不论营利性质的场所还是非营利性质的私人场所，都可能存在因场所的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导致他人损害的风险。对于场所占有人或管理人而言，他们均控制、管理着这些场所，相较于其他人，能更好地预见到其场所上可能发生的危险，能更好、更便利地采取措施防范危险的发生。由场所占有人或管理人承担作为义务，符合课加这一义务的危险控制理论，即“谁能够控制、减少危险，谁承担责任”的原则。
其四，我国的传统观点认为，受邀者多为无偿或者仅是支付少量的钱物而来到私人场所，私人场所占有人或管理人的行为是一种友好的、慷慨的或礼尚往来的行为，当合法进入者在此等场所遭受损害时，倘若要求场所占有人或管理人承担责任，不尽情理，还可能影响人们之间互动友好的往来。但从实质上说，合法进入者基于邀请或许可，与私人场所占有人或管理人之间建立起了特殊的紧密关系。合法进入者来到该场所，表明他们对私人场所占有人或管理人所选定场所安全的信任，合法进入者食用私人场所占有人或管理人安排的饭菜，表明他们对此等主体所制作或选购食品安全的放心，合法进入者对邀请或许可的接受中蕴涵着对私人场所占有人或管理人保障该场所内的人身、财产安全的信赖，因此私人场所占有人或管理人违反了合理的作为义务的，应承担赔偿责任。否则，让合法进入者提心吊胆、自带工具、自我防范地进入他人场所，一则不利节约社会成本，二则反而有害于私人之间的友好交往。
综上所述，我国可吸纳域外法(包括美国法)中不区分公共场所与私人场所的做法，私人场所占有人或管理人对进入场所者亦应负有合理的积极注意义务，否则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二)对第三类案件的评析
就上文所述的第三类案件而言，笔者认为，作为一般的未经邀请或许可进入他人场所者，其无意图给不动产权利人的利益造成损害，只偶入或误入，便剥夺对其人身、财产保护的合理注意的要求，对此等人而言是显失公平的。而不动产权利人所尽到的义务仅是合理的积极注意，以合理范围为限度，并不会给义务人课加过多的负担，相较于采取保护措施的成本而言，未对不动产权利人造成严重危险者的人身、财产合法利益更值得予以保护。此外，虽然受害人的身份问题(是非法进入者还是合法进入者)与不动产权利人的责任之间有一定的关联，却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每一案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确定不动产权利人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而对身份加以区分的侵权责任规则有悖于现代侵权行为法的基本原则，即通常情形下，每个人均应当对因为自己的过错而导致的损害承担责任。尤其是在我国，《侵权责任法》已确立了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即第2条。该条统率第6条(过错与过错推定责任)和第7条(无过错责任)规定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对于过失，我国通说采客观标准，即法律、法规等规范所确立的注意义务和一个合理的谨慎的人所应当具有的注意义务标准。这一标准具有普适性，不因为相对人是否有权限进入某一场所而有所区别。于此立法体系下，对不动产权利人采区别身份制的义务标准，显与整个立法体系不相容。但基于未成年人群体的特殊性以及立法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之考虑，不动产权利人应对未成年人尽到更高程度的注意义务，这亦是合理注意义务本身所包含内容之一。对于非法进入者自身的过失，在损害赔偿额上我们可以运用过失相抵的原则，相应减少其赔偿数额，从而实现双方利益的平衡。另外，所谓的身份区分，其实在司法实践中很难准确地界定标准，身份之间的模糊性与易变性可能导致司法审判不一致，甚至是混乱。综之，可以借鉴美国法新近关于土地占有人的义务的做法，即土地占有人对除了极为恶劣的非法侵入者外的其他进入者均负有合理的积极注意义务，以此作为判案的参考，从而缓解我国法院处理类似问题所面临的困境。
试举实践一例予以阐释。2003年10月5日，浙江省永康市3名未满10岁的孩子小秀、小俊和小可相约一起玩耍。他们来到了小俊的大伯应某家门口，3个小孩将大门的木梢拔掉，进入了应某家，在院子里的水井边嬉戏。小俊与小秀爬入井中，却因井壁的石块、泥土坍塌被埋于井底致死。事故发生后，小俊的大伯意识到水井的危险，便填埋了水井。小秀父母则诉请法院要求小俊的大伯承担赔偿责任。
对此案件的处理，法官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支持原告方，认为被告因为没有对自己的井采取防范保护措施，导致原告之女死亡，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另一种观点支持被告，认为被告已经锁好门外出，原告是非法进入其土地，其权利不应受到过分保护，而原告之女死亡与原告没有尽到监护职责相关，所以被告不应承担责任。
根据上文之阐析，笔者认为前一种观点较为合理，结合本案来看，理由有三：
第一，被告作为水井的管理人与使用人，应对水井负有妥善管理、防范危险的义务，虽然被告将大门关闭插上门梢，但这并不足以防止他人入内，并不足以防止进入者落入井中受伤。而在事后，被告将水井填埋的事实亦表征了被告具有采取相应防范措施的能力。
第二，从之前曾有小孩进入被告家里玩耍并落入井中致损的事实中可推定，被告知道、应当知道其水井对儿童来说有一定的吸引力，同时又隐藏着对儿童的极大危险性，因而被告应当对此尽到充分的注意，采取有效的措施(如采用厚重的、小孩不能移动的井盖，在井边围以足够高度的护栏，甚至是填埋等措施)防止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均较弱的未成年人掉入井中。被告未采取有效的措施，未尽到对未成年人的合理注意义务。
第三，虽然原告之女是非法进入被告住宅者，但被告仍应当对其人身安全负有积极注意义务，因为人身权尤其是生命权是至高的，相较于一般财产利益而言，尤值得予以保护。而被告防范危险发生的代价较轻微，采取有效防范措施的成本较低，非为昂贵不合理。故被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不加防范措施的水井可能给他人人身健康甚至是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却不采取合理的措施，被告应当对因此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
当然，在此案中，小秀未满10周岁，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作为小秀的父母负有照顾、管教小秀的法定监护义务。但是在这起事故中，小秀父母未尽到其监护义务，因此可根据过失相抵原则，相应地减少原告可获得的赔偿金额，但不能因此否认了被告未采取积极措施导致损害结果发生而应承担的部分责任。
论不动产权利人之作为义务论文 篇四
[摘要]《
物权法》出台以前，我们只能依据民法通则的解释，针对共同共有的情形对不动产适用善意取得的规定。理论上通说认为不动产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新颁布的《物权法》在我国民法立法史上首次全方位地肯定了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是我国物权立法的一个突破，体现了对房屋买受人利益保护的侧重，体现了对不动产交易安全的重视。本文重点探讨了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建立、认定以及合理性等问题。
[关键词]
不动产 善意取得 物权法 不动产登记 公信力
一、善意取得制度及其合理性
善意取得制度，是指财产占有人虽无权处分其占有的财产，但仍然将该财产转让给善意受让人，该善意受让人仍可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或其他物权的制度。
善意取得制度的合理性在于:第一，善意取得制度有利于维护市场交易的正常秩序，促进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第二，善意取得制度有利于充分发挥物的经济效用。第三，善意取得制度有利于及时解决民事纠纷。当无权处分人处分他人财产以后标的物可能数易其手，如果允许原所有人向现在的占有人追夺原物，势必会推翻现有的秩序，使大量的社会资源陷入无休止司法程序中，而大量的民事纠纷不能及时解决，必将使各方当事人亦陷入讼累。
二、不动产善意取得的争论
不动产是否适用善意取得，理论界一直争论较大。包括很多知名学者在内，都认为应坚持不动产登记公信力的模式来解决相关问题，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没有设立的必要或者是不应被设立。代表性观点比如:梁慧星认为，不动产的公示方法是登记，交易中不会简单地将占有人误认为所有人，故不动产不发生善意取得问题。基于物权登记具备公信力，即使登记错误或遗漏，善意第三人相信登记的准确性而就此进行交易的，其利益应受到法律保护。孙宪忠则认为，不动产登记具有公信力，通过公信原则对不动产交易安全给予保护便已足够，不必另设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并且，登记的公示性决定第三人不可能存在善意(不知或不应知交易瑕疵)，善意取得的原理以及规则在不动产法领域己经无法适用。
绝大部分学者否定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理由是不动产登记具备公信力。不动产占有人不能推定为所有人，也就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对于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可以凭借不动产登记公信力来实现，不动产物权没有适用善意取得的必要。
三、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建立
1988年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民通意见第89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上述规定中的财产可以理解为包括动产和不动产，这被认为是不动产适用善意取得的依据之一。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了不动产的善意取得，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转让给受让人，所有权人有权追回；但是如果受让人善意且以合理价格受让，不动产也依法登记，则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所有权。
四、不动产善意取得的认定
(一)受让人的善意衡量标准
实践中，买受人在签订买卖协议时是善意的，但不代表转移房屋产权之前始终为善意。比如签订协议后其已知晓出卖人为无权处分人。因此，应明确受让人在不动产产权转移之前始终为善意。最高法院出版的《物权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一书中，虽然对是否善意没有作明确地界定，但是明确说明受让人在签订协议和交付财产时要善意。又比如，买受人取得不动产权利之前，第三人主张对该房屋享有所有权，并主张该买卖合同无效，如果审查结果认为第三人确为真正的所有权人，这时买受人执意购买则很难被界定为善意。笔者认为，因为买受人已知道出卖人无权处分该房屋，转让合同效力待定。既然真正的物权人主张权利，说明其对出卖人的处分行为持否认态度，是不追认的，该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因此也无继续履行的可能与必要。至于买受人的保护问题，可以通过追究出卖人的缔约过失责任、责令其赔偿买受人的信赖利益损失予以解决。
(二)不动产转让登记的认定
对此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以登记完毕时为准，理由是我国《物权法》规定受让人在受让时应为善意，受让即为接受让予之意，一个完整的受让过程应当完成所有权的转移。动产所有权的转移以交付为准，不动产所有权的转移则应在登记后始为发生，因此只有在登记完毕时仍为善意者，才适用善意取得。更何况《物权法》对善意取得的要件明确作出了规定“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其中“已经登记”这一事实行为必须完成，否则无法发生善意取得的效力。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以申请登记时为准，认为考虑我国登记机关混乱不统一，而且登记过程受让人也难以控制，以申请时为准更能保护受让人的权益。即使在登记过程中知道让与人无处分权，也不妨碍善意取得的适用，只要受让人提出登记申请时为善意即可。笔者认为，对于第二种观点，将当事人申请登记视为登记完成，的确有助于更好地保护受让人的合法权益，存在相当的合理性。但除非有司法解释予以明确规定，否则如此理解《物权法》关于不动产善意取得的规定，尚缺乏法律依据。笔者倾向于第一种观点，只有登记手续履行完毕以后，善意受让人才可以取得所有权。
(三)关于登记或公示的认定
对于登记或公示的形式，比较理想的形式是由统一的机关以统一的方式来办理，按照《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是由县级房地产管理机关统一制定登记簿，这也是《物权法》所倡导和要求的，但是，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存在一定差异的，面对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混乱局面，即便是《物权法》也没有确定可行的实施方案，而是在附则的第264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不动产统一登记的范围、登记机构和登记办法作出规定之前，地方性法规可以依照本法有关规定作出规定。但即使登记制度不健全，作为登记机关的公信力还是存在的，所以即便做出错误的登记也是具有公信力的，在登记被撤销之前，人们只能相信此登记，也因此才存在不动产善意取得。
五、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合理性及权益衡量
(一)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合理性
这里谈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合理性，主要是考虑前述众多学者试图通过不动产登记公信力制度来否定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合理性。对此，笔者认为不动产登记公信力制度与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不仅不冲突，而且恰恰是相得益彰。其一，通过不动产登记的公信力来保护第三人，与通过占有公信力来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原理，在本质上有其共性，不排除不动产物权的善意取得，但不特别使用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概念。其二，登记公信力实质就是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实际上所谓的不动产的善意取得也就是对登记公信力适用的法律要件及后果的概括。
(二)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权益衡量
当无权处分人擅自处分原权利人的财产时，原权利人和善意受让人的合法权利都有可能受到侵害，保护了其中一方的物权，另一方就只能通过提起侵权、违约、不当得利或者国家赔偿等方式实现救济，然而债权的保护毕竟不如物权的保护直接有力。换言之，取得争议不动产物权的一方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善意取得是国家立法在衡量原权利人和受让人的利益保护力度后进行的一种制度安排。我国《物权法》规定不动产善意取得必须在完成登记后才能实现，在最大程度上为原权利人保留了发现权利被侵害的时间，可见对原权利人的保护力度还是较大的。在对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具体司法适用中，我们应充分理解《物权法》平衡这两种保护关系的立法原意，充分考查原权利人和善意受让人是否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确定物权的最终归属。
论不动产权利人之作为义务论文 篇五
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制定与发布，标志着我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已经起步。就我国当前的体制来讲，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实施依旧存在着各个方面的阻力，房地产作为不动产中的典型，在不动产登记执行过程中受到的影响最为明显。
一、不动产登记及其与房地产经济的关系
不动产登记指的是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据当事人的申请与自身职权，将不动产的自然、权利等状况在不动产登记簿中进行记载并公示。不动产包括土地、房屋、草原、林地等，本文中所提到的不动产仅仅指房地产。不动产登记的主要原因是不动产具有不可移动性，而且其权利归属非常的复杂，需要对其产权关系进行明确。对于房地产而言，不动产登记的目的与职能并不是降低房价，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关系。房价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房地产供求关系，其他因素所发挥的都是间接影响，通过对供求关系的影响来影响房价。不动产登记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征收房产税，两者之间虽然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但不动产登记的目的并不是单一的房产税征收。不动产登记仅仅是房产税的技术准备与支撑。不动产登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基础——土地登记、核心——权属、目的——物权保护、表达形式——空间信息、法律特征——勘验取证、时态特点——现势性强、作用——多用途性。实现不动产登记，首先能够对房地产权人的权益进行保护。不动产登记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不动产权属问题，从法律层面给与不动产权利人以保护，同时还能够对交易安全与交易秩序进行维护。其次，能够刺激二手房房源的增加，降低房屋的空置率，实现房屋本身的社会价值。最后，为政府的宏观管理提供基础，促进房地产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不动产登记对房价的影响
从房价的角度进行分析，人们所关注的并不是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内容与实施，而是在不动产登记基础上房地产政策的调整状况。房价的决定因素主要包括市场、人口、收入、货币供应等几个方面，在对住房资源进行调节的过程中，保有环节房产税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不动产登记的主要功能并不是对房价进行调控，而是实现制度长远性的设计与改进，促进有序、规范的房地产市场秩序的形成，降低住房交易双方的产权风险，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平稳运行。从短期市场冲击方面来讲，不动产登记为个人住房房产税的征收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会对购房者的市场预期造成影响。从这个方面来讲，不动产登记条例的颁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房价下行的压力。但是，不动产登记与房价下降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不动产登记主要的目的是对产权进行明晰登记。不动产登记对于居民不动产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老房子、旧房子的继承问题，在房地产市场化之前存在着很多历史遗留问题；第二，市场供需变化，部分只有多套住宅的人担心房产税推出，从而倾向于抛售房产。但这部分人数量有限，对房地产经济的冲击也是有限的。
三、不动产登记对二手房的影响
不动产登记并没有将房地产调控中作为其主要的目标，在短期内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也是有限的。不动产登记的主要目标是对多个部门的工作进行统一，建立全国统一的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实现审批、申请流程等方面的简化。当前，不动产登记条例的执行对象中并未涉及到存量房地产，购房者在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平台全面运行之前会保持观望状态，投资性购房者很少会出现大量抛售的情况。因此，不动产登记对房地产经济的影响更多的体现在未来市场运行规范方面。不动产登记条例的实施确实对二手房市场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条例中并未提及自然人为条件对其名下的房产状况进行查询，但是能够通过地址对房产持有人进行推导，打破了传统的房产信息查询的瓶颈，可能会引发投资性购房者的抛售行为，高端二手房供应量可能会出现增加的情况，有利于平抑二手房市场价格。从短期进行分析，不动产登记对房价的影响是有限的，对二手房房源的增加可能产生更大的影响，但是对于大中城市来讲，二手房房源并不会对一手房产生较大的影响作用。从长期进行分析，不动产登记为房产税的征收奠定了基础，二房产税的征收必然会对房价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不动产登记的长期影响较为显著。不动产登记实施之后，政策对房价的影响将会逐渐体现出来，调控将更加精准。总体来讲，不动产登记对于房价过快上涨并不存在明显的抑制作用，不动产登记条例的实施将增加二手房房源，但是并不会对楼市供应产生巨大的“倾向力”。
四、不动产登记对整个房地产经济的影响
不动产登记在短期之内都是利空的，这会对市场成交心理造成一定的影响，导致大众在心理上倾向于少买房。但是这种利空影响仅仅是短期内的，不动产登记实现全面贯彻落实需要3-4年的时间才能够完全实现，对市场真实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国家在政策出台的背后更多的关注房地产行业的市场化运行，不会对市场运行进行过多的政化操作。对于整个房地产行业来讲，不动产登记政策是有利的，通过计算机技术能够进一步实现行业信息分享机制的完善，解决行业内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房地产企业能够实现自由竞争。此外，通过不动产登记平台的创建，能够为未来房产税的实施提供更多的有利影响，税收改革将使得房地产行业更加成熟，消除非理性投资需求。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制度可能给楼市带来的改变包括投资者数量降低、商品房短期供给量增加、楼市回归理性等。从楼市的调控方面来讲，不动产登记实际上就是通过计算机实现个人住房信息登记与联网，个人住房信息系统的建立与完善能够通过针对性的措施对楼市的分类、存量等进行有效的调节，从而影响城市楼市的供求关系，对于楼市的健康、长期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因此，不动产登记工作的不断落实与发展对房价产生的影响当前仅仅局限在心理层面，并没有过多的实质性影响。即使实现了不动产登记与房产税政策的相互结合，其最大的效用与最终的目标也是实现不动产的精确管理与监控，促进房产使用效率的提高，对于房产价格的影响非常有限。
不动产登记符合我国当前的国情，对房地产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促进了房地产企业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
论不动产权利人之作为义务论文 篇六
引言
随着房地产经济的迅速发展，每个人手中的房屋数量都有所上升。自古以来，房屋不仅是人们日常起居的重要场所，也是人们重要的私人财产。在法治社会中，国家法律提倡对私人财产的保护，因此房产保护问题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动产登记制度是对房屋所有权保障的重要法律依据，可以说不动产登记制度保障了我国房地产经济的繁荣发展，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发展也督促着该项制度不断健全。虽然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历经了多次调整和修改，但是与其它国家相比，该项制度仍然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需要不断地加以完善和规范，来为人们房屋所有权提供更多的法律保障。
一、不动产登记制度的概述
（一）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定义
不动产登记制度是我国物权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即指在房地产市场交易活动中，经过权利人的申请，国家职能部门依据法律依据和程序将该不动产变动的情况及时记录在登记簿中。不动产登记被视为物权变动的公示，即权利人通过登记的方式来对外表示物权的变动，让外界及时知悉房产变动的情况，这也是物权排他效力的重要体现。从法律层面来分析，不动产登记主要有两方面作用：一是登记成立主义，即在未登记之前，该不动产权只能以债权的方式体现出来，无法收到物权法的保护；二是登记对抗主义，不动产经过登记之后可以对抗第三人。
（二）不动产登记制度的意义
结合目前房地产发展情况来看，不动产登记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一是可以为何权利人的合法权利。权利人通过房产登记的方式来表明自己对该房产的所有权，保证了交易流程的安全性；二是不动产登记制度使每人所拥有的房产数量都可以被查询，无形中也帮助了反腐工作的开展；三是通过不动产登记的方式，可以让国家随时掌握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情况，及时出台相关的政策进行调控，来维护房地产市场的繁荣稳定发展。
二、不动产登记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与不动产登记的相关制度比较混乱
随着房地产经纪的繁荣发展，与房地产相关的法律制度数量越来越多，从效力登记上来看，从法律到各种司法解释都有，这些文件所规定的内容比较零乱，缺乏统一的标准，这导致实践中在适用这些法律的时候会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不同法律制度的不同规定，不仅加重了房地产管理部门的工作负担，同时也可能影响到申请人的判断，很多情况下申请人不知道依据哪条法律的规定来准备申请材料，这给房地产交易带来的严重阻碍。在2015年的时候，国家针对房地产登记出台了《暂行条例》，但是与房地产相关的法律比如《土地管理法》、《物权法》等都为做出相应的调整，导致该《条例》在适用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困难。
（二）机构整合力度比较差
根据《暂行条例》中的规定，国土资源部门是负责不动产登记工作的专门部门，对登记工作起到监督和指导的作用，但是这只是针对省级层面和国家层面的规定。但是对于市县两级的房屋登记工作，仍然是由县政府来负责，这实际上仍然未市县登记统一。针对目前市县国土部门未负责房地产登记的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很多地区的国土资源部门认为法律在未明确不同职能部门对不动产登记肩负的义务情况下，不动产登记工作会比较混乱，工作量会很大，因此他们更愿意将这项工作交由地方政府来负责，自己只是起到指导性的作用。
（三）登记标准不统一
針对多少年来不动产登记混乱的问题，在2015年出台的《暂行条例》中也提出了“四统一”的登记标准，则指不动产的登记机构、法律依据、信息平台、登记簿都应当坚持统一的标准，进行统一的操作，这样不仅有利于登记工作的开展，也方面了社会群众的查询。虽然法律的制定有这样美好的设想，但是在实践中各地方的不动产登记工作仍然坚持的是地方标准，未严格按照“四统一”的标准来进行登记。在这样的登记情况下，国家管理部门无法掌握各地方房产的总体情况。各个地方向上级汇报的数据无法兼容，还需要上级部门再次进行加工处理，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四）不动产登记的公信力较差
之所以进行不动产登记，是为了保证该登记的公信力，从而保障房产交易活动额有秩序开展，但是从现状来看，房产登记的公信力仍然缺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从现有法律制度中，没有推定该登记权利正当性的相关规定；二是现有制度规定中，房地产登记没有信赖登记制度，这也使登记工作的公信力极大程度地下降。比如在实践中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房地产的名义登记人在该房产真正权利人不知悉的情况下，将该房产出售给了第三方，第三方基于对房产登记簿的信赖购买了该房屋从而引发了后续一系列的纠纷。此时真正权利人可以以自己享有对该房屋的所有权为理由来抗辩，这种情况下买受人很可能会失去房屋，遭受损失。
三、不动产登记制度完善策略分析
（一）制定专门的程序性法律
从目前的《暂行条例》内容来看，对不动产登记的相关规定较为完善，但是因为等级效力的原因，该条《暂行条例》在与上位法冲突的时候，仍然以上位法为准。因此笔者认为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可以将该《暂行条例》上升到法律的层面，来明确不动产登记的流程、性质、效力等。除此以外，为了保证不动产登记工作的顺利开展，还应当尽快出台与该《暂行条例》相配套的制度规定，比如国家可以通过立法方式为不动产登记提供一些财政方面的扶持，重点针对我国经济比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
（二）建立统一登记的制度
针对各个地方政府部门在开展不动产登记工作缺乏统一登记的意识问题，笔者认为可以由国土资源部门出面，成立专门的指导小组，负责指导各地方不动产登记工作的开展，来提高各地方部门对不动产登记的认识，同时消除他们对不动产登记的抵触畏难情绪。
（三）尽快建立不动产登记标准
为了使各地方的不动产登记都遵循统一的标准，减轻上级管理部门的工作压力，笔者认为应当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不动产的登记标准，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来进行不动产的登记，实施信息化的管理。国家可以以招标的方式，聘请软件公司开发专门的登记系统，包括不动产的发证、档案查询等工作在内，来保证数据的统一性。
（四）建立的专门的审查制度
要想提高登记工作的公信力，应当对房地产的登记进行严格的审查，笔者认为可以从制度层面来规定房地产的登记审查，采取全面实质审查的方式，即保证登记信息的准确有效，减少错误登记发生的频率，降低房产交易中的风险。
四、结束语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每个人手中的房产资源在逐渐增多，房地产登记制度是人们房产权利的重要保障。但是因为与房产登记相关制度不完善、登记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导致房产登记中还存在许多的矛盾。因此应当尽快完善不动产登记的相关制度，来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法律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