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闻界前辈戈公振先生【最新3篇】
我国新闻界前辈戈公振先生 篇一
戈公振:新闻界的奠基人
在中国新闻界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位前辈值得我们永远铭记,那就是戈公振先生。他不仅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也是一位崇高的理想主义者和无私奉献者。
戈公振先生于1892年出生在江苏省苏州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自幼聪明好学,对于新闻事业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在上海求学期间,他广泛阅读各类报刊杂志,对于新闻写作和编辑技巧有着深入的研究。毕业后,他毅然决然地选择进入新闻行业,开始了他的新闻事业。
戈公振先生在中国新闻界的发展和壮大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首先创办了《新民报》,这是中国第一份以新闻为主要内容的报纸。在当时,新闻界还未形成规范化的体系,新闻报道经常充斥着夸张、虚假和低俗的内容。戈公振先生通过《新民报》的创办,致力于推动新闻行业的规范化、专业化发展,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和真实性。
除了在新闻业务上的贡献,戈公振先生还积极倡导新闻教育的发展。他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培养出一批具备良好职业素养和新闻素养的新闻工作者。因此,他在上海创办了新闻学院,并亲自担任院长。通过教育的力量,戈公振先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新闻人才,为中国新闻界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戈公振先生还关注社会公益事业,他积极参与各种慈善活动,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弱势群体。他坚信,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不仅要报道社会的问题,更要积极参与改善社会的行动中去。
戈公振先生在新闻界的杰出贡献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他被誉为中国新闻界的奠基人,他的事业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新闻人。他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
戈公振先生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新闻的力量和责任。他的事业不仅为中国新闻界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让我们在学习戈公振先生的同时,用实际行动为新闻事业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国新闻界前辈戈公振先生 篇二
戈公振:新闻伦理的守护者
在中国新闻界的发展历程中,有一位前辈始终守护着新闻伦理的红线,他就是戈公振先生。他坚信新闻工作者应该秉持真实、公正、客观的原则,为社会传递可靠的信息,为公众提供有价值的新闻。
戈公振先生一直强调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他认为,新闻报道应该真实地反映事实,而不是夸大或歪曲事实。他反对新闻报道的主观臆断和个人情感的介入,主张新闻工作者应该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事件,为公众提供真实的信息。
戈公振先生还提出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要求。他认为,新闻从业者应该具备高尚的品德和崇高的责任感。他强调新闻工作者应该遵循伦理准则,尊重事实,尊重个人隐私,尊重公众利益。他反对新闻报道的低俗化和娱乐化倾向,主张新闻工作者应该把握社会责任,为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戈公振先生在新闻伦理的守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新闻界倡导了一系列的伦理规范和行业标准,引导着新闻从业者遵循道德底线。他的影响力不仅在中国,也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的倡导和努力为中国新闻界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提升了中国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地位。
戈公振先生的理念和精神在当今新闻界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信息泛滥的时代,新闻从业者更应该时刻牢记自己的职责和使命。我们需要继续弘扬戈公振先生的精神,坚守新闻的底线,为社会传递真实、客观、有价值的信息。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新闻伦理的守护者,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戈公振先生的事业和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新闻从业者不断前行。让我们怀揣戈公振先生的理念和信念,用实际行动践行新闻伦理,为新闻事业的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国新闻界前辈戈公振先生 篇三
1935年10月22日,我国新闻界前辈戈公振先生逝世。
戈公振先生是我国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著名的爱国进步新闻记者、新闻学者和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者。
他1890年出生于江苏东台,曾在上海《时报》和《申报》前后工作近20年。从1933年3月起,他到苏联采访、考察两年多,撰写了一批报道,向国内介绍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写了《中国报学史》等专著,对革新中国的新闻事业作了贡献,是我国新闻学和新闻事业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1985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戈宝权的纪念文章《回忆叔父戈公振二三事》:
今年11月27日,是老一辈报人和进步爱国新闻记者、我的叔父戈公振95周年的诞辰,10月22日又是他逝世50周年的忌辰。回想到在他生前,我同他生活在一起的时间较长,深得他的亲切关怀和教诲之恩,现特借这个机会回忆一下他生平中的二三事。
首先是他一生勤奋好学的精神。他出身在江苏省苏北东台县城的一个所谓“世代书香”的人家,自幼非常聪慧。他读过家塾和私塾,后来进了东台县城唯一的高等学堂,毕业考试时名列第一,从此以后他就全靠自学走上了成才的道路。他在上海《时报》工作时,经常到青年会去补习英语;后来他到欧美和日本各国考察新闻事业与参观访问,又自学法语、德语和日语;甚至40多岁访问苏联时还自学俄语,都做到能阅读和讲话的程度。他很早就鼓励我努力学习,记得童年时他送了一盒积木给我,他在盒盖里面用工整的小楷写了两句话:“房子是一块砖头一块砖头造成的,学问是一本书一本书读成的。”
二是他终生献身于新闻事业的坚定信念。他在1913年到了上海,先在有正书局图画部当学徒,第二年进了《时报》编辑部,从校对、助编、编辑,一直升到总编辑,而且终生献身于新闻事业。他在《时报》前后工作了15年,后又在《申报》工作了3年。他对报纸的革新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创了《图画时报》和《申报星期画刊》。同时他还专心研究新闻学,撰写了《新闻学撮要》和《中国报学史》等书。他对各国的新闻事业也进行过研究,还从事宣传和推广新闻学教育的工作。记得1935年初我到了莫斯科以后,曾同我的叔父合写了《梅兰芳在庶联》、《最近庶联人民生活的一般》(当时他写的通讯都用“庶联”二字代替通常用“苏联”)等通讯文学。当年10月他在国难深重时返国,数日后即不幸病逝,享年只有45岁。没有可能完成他生前重写《中国报学史》的遗愿和撰写《世界各国报业考察记》的计划。
三是他的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作风。他一生中为人光明磊落,从不沽名钓誉,猎取名誉地位;他平等待人和蔼可亲,并以助人为乐,特别是提携同行和后进。尽管这样,他当年仍不免要遭到“小报”的造谣与中伤,甚至他在《时报》的老同事包天笑晚年在写《钏影楼回忆录》时,其中对他的回忆仍颇多不实之处和讽刺之词。我的叔父生前对这些事从不计较,也不耿耿于怀,而常一笑置之。凡同他生前共过事和有交往的人,都深知他的这些高尚品质。
我的叔父一生中追求进步,热爱祖国,在30年代初国难深重时,他曾和邹韬奋等人筹办代表民众舆论喉舌的《生活日报》,宣传抗战救国,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甚至在临死时,他还对邹韬奋断断续续地讲道:“在俄国有许多朋友劝我不必就回来……国势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沈老(钧儒)当年曾以《我是中国人》为题写成悼诗:“哀哉韬奋作,壮哉戈先生。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沈老写到这里,“泪滴满纸,不自禁其感之深也。”我的叔父离开我们已是整整五十年,但他当年讲的“我是中国人”这句话,一直到今天还响在我们的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