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考论(精简3篇)
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考论 篇一
近年来，随着对敦煌文化和西夏文化的研究不断深入，学术界对于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的重要性也越来越重视。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是指保存在敦煌莫高窟和其他敦煌遗址中的西夏文经典和佛教文献。这些文献记录了西夏王朝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对于研究西夏王朝的政治、经济、宗教以及社会风貌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首先，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对于研究西夏王朝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西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大型封建王朝之一，其历史在很长时间内被边缘化和忽视。而通过研究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我们可以了解到西夏王朝的建立、发展和衰落过程，揭示出这一少数民族王朝的独特历史面貌。比如，通过对西夏文文献中的官方文件和家谱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西夏王朝的政治制度、统治者的谱系以及官员的任免等重要信息，进一步完善对西夏王朝的历史认识。
其次，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对于研究西夏王朝的文化和宗教具有重要意义。西夏王朝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其文化和宗教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而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中的佛教经典和宗教文献，为我们深入了解西夏王朝的宗教信仰、宗教制度以及佛教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我们可以揭示西夏王朝佛教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探讨佛教与国家政策、社会风尚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拓展对西夏王朝文化和宗教的认识。
最后，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的研究还对于推动敦煌学和西夏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敦煌学是中国学术界的重要学科之一，而西夏学则是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的研究，我们可以不断丰富和完善敦煌学和西夏学的理论体系，推动这两个学科的深入发展。同时，研究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也有助于促进敦煌文化和西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工作，挖掘和利用这些文献的价值，推动敦煌和西夏的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
综上所述，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对于研究西夏王朝的历史、文化和宗教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西夏王朝的历史发展过程，深入探讨其文化和宗教的特点，推动敦煌学和西夏学的发展。因此，对于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的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考论 篇二
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作为西夏王朝的重要历史文献，对于研究西夏王朝的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文献记录了西夏王朝的政治、经济、宗教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信息，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西夏王朝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参考。然而，由于保存状况的限制以及文献本身的特殊性，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的研究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
首先，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的保存状况较为复杂。敦煌莫高窟和其他敦煌遗址中的文献保存了大量的西夏文文献，但由于地理环境和时间的侵蚀，这些文献的保存状况并不理想。有些文献已经残缺不全，有些甚至已经完全丧失。这给研究者对于这些文献的解读和理解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其次，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的文字特殊性也增加了研究的难度。西夏文是一种独特的文字系统，与汉字和藏文有很大的不同。这种文字系统的特殊性使得对于这些文献的解读和研究需要专门的语言学和文字学知识。同时，由于西夏文的阅读和理解技术尚未完全成熟，这也限制了对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的深入研究。
此外，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的研究还面临着文献价值的挖掘和利用问题。虽然这些文献保存了大量的西夏王朝的历史和文化信息，但由于研究者对于这些文献的关注度不够高，其价值和意义并未完全发掘出来。因此，如何挖掘和利用这些文献的价值，推动西夏王朝的研究和敦煌学的发展，是当前研究者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综上所述，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但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为了更好地研究和利用这些文献，我们需要采取措施加强对于这些文献的保护和修复工作，同时加强对西夏文的研究和教育，培养更多的专门研究人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和认识西夏王朝的历史和文化，推动敦煌学和西夏学的发展。
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考论 篇三
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考论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伯希和对敦煌文献的考察及收集的描述，分析了法藏西夏文文献和俄国收藏的关系，探讨了敦煌研究院搜集的北区石窟的西夏文文献，回顾了西夏文的发现、研究和刊布的简单历史，从而证明法国、敦煌研究院的西夏文藏品是同宗同源的，法国藏品同俄国藏品也有部分的联系。法国藏品对于敦煌西夏文文献相互的证明、参考作用是其他馆藏无法替代的。
【关键词】 法藏/西夏文/文献
一 伯希和对敦煌西夏文文献的考察及收集
伯希和是法国著名的东方学家。这位年仅27岁的学者具有超人的语言禀赋，精通13种语言，是著名汉学家沙畹的门生，能说流利的汉语。伯希和在敦煌的主要活动，是攫取了藏经洞的大量遗书和遗画，测绘了窟区地形和洞窟分布图，拍摄了洞窟内外景照片，编制了洞窟编号，撰写了洞窟笔记。1908年2月， 伯希和考察队到达敦煌以后，对各民族的古文字包括西夏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伯希和在藏经洞以每天1000卷的速度浏览挑选了文献精华。他的挑选原则是：非通行佛经，有年代供养人题记的佛经，社会文书，藏文、梵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希伯来文等民族和外来古文字。他对于西夏文的兴趣和了解，是与国际东方学界完全同步、并且几乎和柯兹洛夫在黑水城首次找到西夏文文献并寄呈给国际东方学会同时。
首先，伯希和敏感地调查了包括用西夏文刻画题写的题记："我觉得，为了解释这些古籍的历史，惟有一名汉学家才可能做到并挑选出和利用最佳榜题和伴同它们的
其次，伯希和非常准确地依据有无西夏文文字来判断藏经洞封闭的年代。他在报告中说道："第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便是该密室的大致年代的问题。在此问题上，不可能有任何怀疑。其汉文文书中的最后年号是宋代的最初几个年号：太平兴国（976年～983年）和至道（995年～997年）年间。此外，在整批藏经中，没有任何一个西夏字。因此，该龛是于11世纪上半叶封闭的，很可能是发生在1035年左右，在西夏人征服时代。人们乱无秩序地将汉文与藏文文书、绢画、帷幔、小铜像和直至851年雕刻的大石碑堆积在一起。人们可能会试图将成捆卷子散落开的混乱状态也归咎于对这次即将来临的入侵之恐惧，但我觉得更应该从中看到中原文明在敦煌地区的衰落。这种文明在唐代时非常发达兴旺，后来一直艰难地勉强维持到五代时期。"由此可见，伯希和在藏经洞文献中搜索西夏文遍寻无计，才得出了藏经洞封闭于西夏占领敦煌以前的结论。这个强有力的论断至今仍是藏经洞断代的最主要依据，虽然关于其封闭的原因可能不仅仅是因为西夏的占领[2]。
在藏经洞中未能找到西夏文之后，伯希和在完成各项工作的同时，开始在北区石窟继续寻求古代民族文字包括西夏文的资料。当他攫取了藏经洞"近全部写本的三分之一"之后，他宁可在北区石窟寻找和带回了我们所见到的支离破碎的西夏文残片，也不再眷恋藏经洞被留下的三分之二的哪怕是那么重要、完整、甚至璀璨光华的其他文献，可见西夏文文献哪怕是一些残片，对于国际学术界是多么的重要。
法国国家图书馆原登录西夏文藏品为217件，后继续查找出未编号的27件， 以及伯希和1938年在中国购买的经摺装《华严经》1件，木板写本1件，共著录了246件文献。对于西夏文材料，有百济康义编目的未刊稿，大致包括《华严经》、《二十一种行》、《瑜伽师地本母》、《正法念处经契》等等。国内学者一般都未见过，可能认为残片为多也不甚留意。正因为如此，他们往往就忽略了文献学、书籍史的一些最重要的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