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汉学的源流与衍变(优选3篇)
晚清汉学的源流与衍变 篇一
晚清时期，汉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和繁荣。在这个时期，汉学研究的源流可以追溯到明清之际的经学研究与经学改革。在经学研究方面，汉学家主要关注儒家经典的研究和注释，努力恢复和发扬传统儒学的精髓。而在经学改革方面，汉学家则致力于对传统经学的批判和革新，试图与时俱进地发展经学。
在晚清时期，经学的研究与发展在汉学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康有为、梁启超等汉学家的努力，使得经学在晚清的汉学研究中得到了重要的地位。康有为积极推崇宋明理学，强调“格物致知”的观点，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他主张将儒家经典与西方科学相结合，使得儒学能够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梁启超则注重对古代经典的解释和评注，他提倡以经世致用的方式来研究经学，强调经学的实用性和现实价值。这些汉学家的努力为晚清汉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经学的发展，晚清时期汉学在其他方面也有了新的突破和衍变。例如，在文献学方面，汉学家开始注重对古代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致力于寻找和恢复失传的文献资料。他们通过对古代文献的考证和比较研究，为后来的汉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参考。此外，在古文字学方面，汉学家也开始对古代文字的形态和演变进行系统的研究，推动了古文字学的发展和进步。
晚清汉学的源流与衍变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上，也体现在社会实践中。晚清时期，汉学家不满于仅仅停留在学术研究的层面，他们试图通过汉学的发展来推动社会变革和国家进步。例如，汉学家们积极参与社会改革运动，致力于推动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改革。他们提倡尊孔、盛儒，试图通过儒学的普及来改善社会风气和国家治理。同时，他们也关注教育事业的发展，努力推动教育改革，提倡普及教育，使得更多的人能够接受到优质的教育。
总之，晚清汉学的源流与衍变体现在经学研究、文献学研究、古文字学研究以及社会实践等多个方面。汉学家们通过对传统经学的发扬和革新，为晚清汉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们也通过对古代文献和古代文字的研究，为后来的汉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参考。晚清汉学的发展不仅在学术上有所突破，也在社会实践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晚清汉学的源流与衍变 篇三
晚清汉学的源流与衍变
汉学”一词至迟在南宋已较常见，所指为两汉时期的学术思想。清代的“汉学”是一个变化、发展的概念，其外延往往因时代和士人的思想、学术差异而有所不同。
清中期以后，重实证的乾嘉学风渐兴，学者治经多尊信、归依汉儒经说，贬抑宋学，形成“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乾嘉汉学。道咸以降，随着今文经学的兴起，清代“汉学”的概念又为之一变。清末民初，学者多把今、古文经学都纳入汉学范畴。
清代“汉学”的这种流变，正好反映了清代学术主流的时代特征，也为中国现代学术的萌生、发展打开了一道闸门。
清代以来，“汉学”一词使用很广而语义不同。一为彰显于清中期的传统汉学(Han Studies)，相对于宋学而言，偏重考据研究，近代学者多沿用此意；一为18世纪以后产生于欧洲的西方汉学，即Sinology，本意为中国学，中译时借用了“汉学”一词，内容包括有关中国的历史、学术、文化和社会等所有研究，不限于考据。清末学者已注意到两者的差异，经学家皮锡瑞指出：日本“所谓‘汉学重兴’者，乃其国人以中国之学为汉学，非中国之所谓‘汉学’，且亦冀幸之词耳，未知将来如何？”（《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其后，两者在观念、方法上有所借鉴和汲取，但并未浑然一体。事实上，传统汉学也是一个变化、发展的概念。
汉代经学与宋明理学曾为儒学发展的两个高峰，也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两大范式。清中期以后的学术主流是汉学，士人治经多归依于汉儒经说，在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方面也呈现出异于前代的学术风尚。关于“汉学”一词的出现，目前学术界的说法有二：多数论著认为“汉学”一词最早见于惠栋的《易汉学》；此外，刘师培曾说，康熙年间的臧琳“树汉学以为帜，陈义渊雅”（《清儒得失论》）。有的论著因此认为臧琳最先把经学研究称作“汉学”。实际上，臧琳和惠栋只是加强了经学领域“唯汉是好”的趋向。“汉学”一词至迟在南宋已较常见，而且均指两汉时期的学术思想。南宋刘克庄评论汉、魏学术云：“《易》学有二：数也，理也。汉儒如京房、费直诸人，皆舍章句而谈阴阳灾异，往往揆之前圣而不合，推之当世而少验。至王辅嗣出，始研寻经旨，一扫汉学。”（《季父易稿》，《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他所谓汉学既指西汉之学，又包括东汉郑玄之学，认为“郑司农区区训诂，不离汉学”（《恕斋读易诗》，《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十一）。宋人所谓“汉学”多侧重于两汉《易》学。一些学者贬评汉儒以象、数释《易》，而重视王弼以理求《易》，这与宋代理学背景密切相关。元、明时期，“汉学”不再囿于两汉《易》学，而涉及诸多经学领域。宋末元初的戴表元提到：“ 秦祸息，汉学兴，传言者杂”（《天原发微序》，《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七）他推重西汉之学，认为“儒者欲求汉学，惟齐鲁诸生训注犹近古哉！”（《急就篇注释补遗自序》，《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七）元、明士人的著述中，“汉学”一词流传不绝。
清代学者逐渐尊信和归依于汉儒经说，“汉学”的价值评判也在实证学风的辉映下发生了根本变化。康熙年间，士人多以“汉人之说”、“两汉之学”指称汉学，这与当时治经不分汉、宋的氛围相关。不过，少数学者已明确崇信两汉经学，而排斥宋儒经解，从而推动了清代汉学的兴起。武进臧琳为诸生30年，生前默默无闻，读经不辍，将心得辑为《经义杂记》30卷。该书无“汉学”之名，却有鲜明的尊汉抑宋倾向，故有“汉学”之实。他自称“考究诸经，深有取于汉人之说，以为去古未远也”（《经义杂记》“题记”，卷一）。臧琳的书未刊行，即受到阎若璩的赞誉，称其“深明两汉之学，既通声音训诂，又雅擅二刘、杨子云之长 ”（《序》，《经义杂记》“叙录”）。康熙年间，“汉学”在江南学术圈中不再含有宋儒那样的贬义。乾隆九年，惠栋著成《易汉学》8卷，仍着眼于《易》学而论汉学，与宋儒的概念不无相似，但《易汉学》既揭橥汉学的旗帜，又明确排斥宋儒经说，彰显了尊崇汉学的色彩。惠栋为首的吴派学者归依汉儒经说，“汉学”成为其经学体现。稍后，戴震为首的皖派兴起，不单纯“唯汉是好”，而强调求是，但吴、皖学者均重视音韵训诂，由考据以求义理。他们解经、注经多归依于东汉经学，一时形成所谓“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局面。
乾嘉汉学源出于经学，但不限于经学，还包括子、史、文辞方面的考据研究。清末刘师培云：“或以笃信好古，该汉学之范围。然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训故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条例，以治群书耳。”（《近代汉学变迁论》，《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9册）这基本揭示了清代汉学的考据学本质，即以汉儒训诂方法、注书条例以研究群书。梁启超称以吴、皖为中心的乾嘉汉学为“正统派”，“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目”（《清代学术概论》）。这些论述揭示了汉学蕴含的本质属性。
当然，清代汉学的外延也并非一成不变。乾嘉时期，汉学是指以古文经学为中心的考据研究，其典型体现是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道光以降，随着今文经学的`兴起，清代士人的“汉学”概念有所扩展，今文家与古文家的看法不尽一致。一些今文家认为，西汉今文经学才是&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