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与明清江南文教事业浅谈【精彩3篇】
徽商与明清江南文教事业浅谈 篇一
徽商与明清江南文教事业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话题。徽商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商业群体，他们的商业活动不仅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对文教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徽商的商业活动为文教事业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徽商以经商为主要职业，他们经营范围广泛，包括丝绸、茶叶、银钱等多个行业。徽商的商业活动使得他们积累了丰富的财富，这些财富为文教事业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在明清时期，徽商纷纷捐资兴办学校、修建书院，为文教事业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例如，明代徽商黄道周创办了安徽的文渊阁，清代徽商许松崖则捐资修建了杭州的许氏书院等等。这些学校和书院为江南地区的文教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次，徽商对文教事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徽商以务实、重实践的商业精神著称，他们注重培养实用人才。徽商在经商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懂得如何应对市场变化，如何经营企业。这些商业经验对于文教事业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启示。徽商的商业智慧和创新意识对江南地区的文教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徽商的商业模式和管理经验被应用到学校和书院的管理中，为文教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最后，徽商与明清江南文教事业的关系还体现在他们对文化传承的重视上。徽商注重家族文化的传承，他们重视家族成员的教育和培养。徽商家族中的子弟多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受到的教育不仅仅是商业知识，还包括文化知识。通过家族内部的教育和培养，徽商家族传承了丰富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对于江南地区的文教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徽商与明清江南文教事业有着密切的联系。徽商通过提供资金支持、分享商业经验以及重视文化传承等方面为文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徽商的商业活动与文教事业的发展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江南地区文化的繁荣。
徽商与明清江南文教事业浅谈 篇三
[摘 要]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是徽商的主要行商地域和侨寓定居之地。徽商积极参与江南地区的各项文教事业：捐资助学，参与各级教育机构的创设和管理；在江南地区藏书、刻书；扶持与资助侨寓江南地区的家乡士子的科举活动；交结文人学士，举行诗文之会，开展学术文化活动。徽商通过文教活动，形成了商业发展与文化发展相互促进的态势，带动了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整体进步和繁荣。
[关键词]徽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文教事业
明清江南地区是全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其中既有该地区自然条件优越的影响，亦与外地商贾的推动密切相关，徽商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所作所为就可见一斑。
一、重教兴学，出资兴建各级各类教育机构
1．出资助修官学机构——府学、县学
江南地区府、县学中多见徽商的捐助活动。侨寓扬州的歙县盐商汪应庚“乾隆元年(1736)，见江、甘学宫岁久倾颓，出五万余金亟为重建，辉煌轮奂，焕然维新。又以二千余金，制祭祀乐器，无不周备。又以一万三千金购腴田一千五百亩，悉归诸学，以待岁修及助乡试资斧，且请永著为例”。戴震在《汪氏捐立学田碑》中对汪应庚祖孙出资助修扬州府学和江都、甘泉二县学的义行有着较为详实的记载：“扬州府盬江都、甘泉二县先师庙三地相望也。歙之汪氏用盬盐起业于斯地也久。今上初，曰应庚者捐银四万七千修治新之。越三载，复捐田千四百余亩，人租粟以为岁葺费，俾无堕前功。储三季之通，资财赢饶。三馆之士，就布政司选也，出以佐其所不给，如是廿年矣。其孙立德、秉德欲久久行之弗坏，念一家私任其勤非远计，请以田分隶三学董之。余既嘉汪氏之为善，祖若孙相绳有终，而因叹夫后此而终之实难也。事无小大，亘古今无豫为杜弊之法，其所恃以弊无自开者，盖有故。凡事之经纪于官府，恒不若各自经纪之责专而为利实。”汪应庚祖孙出资助修官学，捐置学田以为修葺之费，从而能够收到实效，做到善始善终。
据冯尔康先生的研究，侨寓仪征的徽商以及仪征籍原徽州人在清代仪征县学的修葺过程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如顺治十年(1653)两淮盐运司运副朱懋文捐出商人公费，维修学宫明伦堂。在修葺文庙的过程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原徽州人许承远的家族。许家四世以维修文庙为己任，“诚大有造于仪邑也”。
2．斥资兴建书院、义学
徽商在热衷于在桑梓之地倡建书院的同时，在侨寓寄籍之地亦乐此不疲。正如李琳琦先生在《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一书中所说：“徽商在‘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思想指导下，除致力于徽州本土的文教事业，还纷纷在侨寓之地创办书院，以为相从旅邸的子孙就学成名计。”
扬州府城的梅花书院、安定书院和仪征的乐仪书院大都由两淮商人出资兴建，其中多是徽商。对此，地方志等材料中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如梅花书院，雍正十二年(1734)由祁门盐商马曰琯出资兴修，他“独任其事，减衣节食，鸠材命工……不期月而落成”。并且延
杭州祟文书院与汉口紫阳书院一样，是徽商在侨寓之地所创办的书院中比较具有典型性的商人书院。杭州崇文书院是徽商在侨寓之地所创办的书院中历时最久的。杭州崇文书院的设立更是与两浙“商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汪文演，字以道，号宾石……又与同邑吴云风(即吴宪)兴商籍如河东、两淮例，岁收俊士如额。建崇文书院以祀朱子”。汪庆元先生认为，“崇文书院是由浙江盐政和学政共同管理，徽州盐商自筹经费开办的”。崇文书院创建的目的主要是为徽商子弟读书应试服务。崇文书院采取“舫课”的方式进行会文讲学，在形式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据沈德潜《西湖志纂》卷3《孤山胜迹·崇文书院》载，崇文书院“舫课”始倡于叶永盛：“明万历间巡盐御史叶永盛视鹾之余，集内商子弟于跨虹桥西授以题，命各就舫中属文。舫皆散去。少焉，画角一声，群舫毕集，各以文进，面定甲乙，名曰‘舫课’。去官后，商士思之，就其地建书院，中奉朱子，而以后寝祀永盛。凡舫课皆椟其文于鹾使者评骘焉。”之所以采取以“舫”会文的形式，是因为“社中声气相联，可得朝夕聚首者不下百人，文事胡可阙然不讲。但城中无此广厦以为会文所，不得不更为‘舫会’”。
徽商还在江南地区兴建义学。如在吴江盛泽镇经商的徽商张佩兰，“念新安居斯土者不下数十家，力不能尽延师”，于是在盛泽镇之东肠圩建“新安义学”，以使徽人子弟有就课向学之所。扬州府城原来有义学三间，后来增加到五所。嘉庆五年(1800)，商人洪箴远等因为感到郡城广大，义学太少，不能满足商人子弟读书人仕的需要，表示愿意资助，于十二门各设义学一所，得到了盐政衙门的批准。
由此可见，徽商的活动渗透到了江南侨寓地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兴修过程中去。徽商在江南地区积极捐资助学，主要是为自己的子弟接受教育、读书人仕提供方便，为其子弟创造和提供就学机会，使之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二、搜罗、刊刻典籍，积极投身于图书事业
1．兴建藏书楼，广搜博藏，为文人士子提供求知之所
徽商及其后代在江南地区搜求珍本秘籍，兴建藏书楼以为储藏之所。可以说，徽商在江南地区的藏书事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刘尚恒先生在《安徽私家藏书述略》一文中提到了几位侨寓江南地区的徽籍藏书家，他们分别是的廷博及其子鲍士恭(歙县长塘人，侨寓浙江嘉兴)、马裕(马曰琯之子，祁门人，侨寓扬州)、汪启淑(歙县人，侨寓杭州)。这些人有的本身就是商人兼藏书家，有的则是商人的后代。其中鲍氏有知不足斋，马氏有丛书楼(马曰琯建)、小玲珑山馆(马曰璐建)，汪氏有飞鸿堂。再如程晋芳，程氏是新安大族，“治盐于淮。时两淮殷富，程尤豪侈，多畜声伎狗马，鱼门(程晋芳)独愔愔好学，服行儒业，罄其资以购书，庋阁之富，至五六万卷，论一时藏书者，莫不首屈一指。好交游，招致多闻博学之士，与讨论世故，商量旧学”。
一些藏书家因为不允许别人参观和利用自己的藏书而遭到其他藏书家的指责。可以说，绝大多数藏书家都以能为文人士子提供求知之所为荣，以之为兴建藏书楼的旨归。美国学者艾尔曼在《从理学到朴学——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一书中说到：“鲍廷博、汪启淑都是大藏书家，他们各向四库馆捐书400余种。当时全国为助修《四库全书》捐赠图书超过400余种的仅四人。汪启淑也是安徽人，他经常受到杭州其他藏书家的指责。鲍廷博曾介绍学者郁礼查阅汪氏收藏的一些孤本，遭到汪氏的拒绝，鲍廷博为此与他疏远了。当时，郁礼正在从事一项课题研究，鲍廷博才把他推荐给汪启淑。允许朋友参观自己的藏书，或朋友之间互相交流是起码的礼貌，也是学术交流的先决条件。”
2．刻印珍本、善本，使之化身亿万，嘉惠学林
当时侨寓江南地区的徽籍藏书家并不只是为藏书而藏书，而是刊刻典籍尤其是珍本、善本，为文人士子提供便利。以下仅以鲍廷博及其子士恭刊刻《知不足斋丛书》的事迹为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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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周惊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