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西方道德文化的差异(精选3篇)
浅谈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西方道德文化的差异 篇一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西方道德文化的差异是由于两种文化背景和价值观的不同所造成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强调的是集体利益和社会秩序，而西方道德文化则更注重个人权利和个体自由。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讨论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和西方道德文化的一些主要差异。
首先，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注重的是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和和谐。中国人普遍认为，个体的行为应该符合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以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这种观念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强调个体应该服从社会和家庭的权威，并且强调家庭的重要性。相比之下，西方道德文化更加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个体在西方社会被视为独立的个体，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和个人利益，而不受过多的社会和家庭的约束。
其次，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更加注重的是道德准则和规范的传承和遵循。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有一套完整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例如孝道、仁爱、忠诚等等。这些道德准则和规范被视为社会秩序和和谐的基石，人们应该遵循和尊重这些准则和规范。相比之下，西方道德文化更加注重个体的自主选择和个人的道德判断。个体在西方社会被鼓励独立思考和自主决策，不仅仅依靠传统的道德准则和规范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最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互动。中国人普遍认为，个体的行为和决策应该考虑到他人的感受和利益，以维护社会的和谐和稳定。这种观念在中国社会中表现为重视人际关系和社交礼仪。相比之下，西方道德文化更加注重个体的权利和利益。个体在西方社会被鼓励追求自己的幸福和个人利益，而不必过多考虑他人的感受和利益。
总之，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和西方道德文化在家庭和社会的价值观、道德准则和个体关系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源于两种文化的不同背景和价值观，反映了各自文化对个体和社会的不同关注点和重视程度。了解和尊重这些差异，有助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浅谈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西方道德文化的差异 篇三
浅谈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西方道德文化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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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西方道德文化在道德评价、义利识别、义利关系、人际关系、社会责任等方面均有差异。本文就上述差异作了较为详尽的对比阐释，旨在能够给当代道德教育提供一个较为贴切的契合点。
一、中西文化在道德评价认识上的差异
西方文化较中国传统文化更注重道德境遇选择的相对性，换言之，西方文化更强调道德评价的层次性。笔者认为道德评价原则当然不能陷入人生价值神圣论只肯定其价值观的绝对性而否认其多元性、灵活性的误区。东方文化相对忽略道德境遇选择性。我们必须正视道德评价的层次性、相对性。任何道德评价准则都不是人们主观臆断的产物，而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及其相应的伦理关系的客观要求。它们起始于一定社会成员的道德行为，又体现于道德行为之中，是一定社会或阶级的人们道德生活经验的积累，是普遍道德行为的总结。
第一，必须对道德调节的对象具有普遍性和有效性。第二，道德评价准则必须在道德准则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第三，道德评价准则必须体现道德准则体系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利益的根本要求。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常常面临着道德评价的境遇选择，东方传统道德所要求的牺牲精神与实际的价值原则出现不和谐的音符，在这种道德境遇选择中，如果我们恪守一成不变的道德评价准则，就势必使道德评价沦为空泛。可见，否定道德境遇选择的特殊性和把生活中的特殊道德选择普遍化都是失之片面的。
道德思维模式应是开放式的，绝对不能一成不变、封闭自守。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化，社会和个人都应抱着“求真”的道德精神来认识道德的实用性和灵活性。至于一部分人出于维护特权阶层的利益来指责道德准则的层次性，那就属别有用心之列了。试想，如果大家都站在极端自私的立场上评判“新生的道德观”，那么任何观念都无道德与否之分了，“道德”也就失去了任何存在的意义。在对待实践道德方面，中西文化也处处显示出对比色彩。
二、东西方文化对义利关系识别的认识差异
现代化最诱人的一笔莫过于人们将挣脱宿命论的枷锁，不再受历史的摆布，自由选择、设计、创造自己的未来。这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迅速得到证实：几千年的重道轻器、贵义贱利、以名正实、存理灭欲的重虚轻实的传统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开始向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务实主义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转变，正是这种无形的巨变，使得中国古老的生命文化呈现另一番景象。中国传统文化对待死亡的态度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自生自灭的。回避死亡的生命神圣论被整个意识形态化了，使其具有排斥异己的功能，因为它被一种盲目的文化力量庇护着，所以具有极强的个性。具体的表现就是对死亡的讳莫如深及寿终正寝。而且距离死亡越近，忌讳死亡越重，对死亡完全呈现惧之、避之的消极抵御心理态势。
包含浓厚儒家文化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把对家庭的责任放在首位。这表现在死亡教育上，就是中国文化强调对濒死者进行心理舒解、社会问题解决等立体化服务。而西方文化的死亡教育相对重视生理止痛术的研究和如何善待死亡的教育。在西方文化中，个人以独立的形象面对社会，无需通过家庭这个纽带，所以家庭责任感在对待死亡的过程中几乎不显作用。中国传统文化把对社会群体的责任放在首位。这种观点凝聚在道德教育的实施上，东方文化强调对受教育者进行心理灌输，并忽略其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不给大大的操行的实施者以相对的选择余地；而西方文化的道德教育相对重视实践道德学的研究和如何选择利己、利他的双益道德践行教育。在西方文化中，个人以独立的形式置身于社会，无需通过家庭这个东方视之为必需的纽带，所以家庭责任感在对待道德境遇的选择过程中作用较小。“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被中国传统文化千百年来墨守成规的座右铭，并且凝结在有关道德、法律、风俗、习俗之中，成为东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依然是许多深受中国传统人生价值观影响的大众的人生信条。他们基本忽略求生的先决条件，在许多具体境遇下，舍生求死反而被许多人选择。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义尊利卑观念。而西方文化浓缩的实践道德观几乎没有强行制定一个共同的求生准则，他们把道德选择的具体性渗透在道德教育的每一个环节中，注重的是人生价值确立、实施的相对性和相关性。
三、中西文化对人际关系及人生社会责任的认识差异
对人生的义务，西方文化主张从人类发展的前景和社会进化的观点来强调全体、局部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义利并重，不可只言义而不言利，每个社会人都有权利谋取个人正当的利益。人应该是所有人类奋斗的终极目标，对人自身应实施最极端的关切，包括生命、生活、心理等一切因素。
西方文化认为道德境界确认的相对性，为当代道德学在处置一切取舍问题上提供了重大的理论依据和崭新的价值观念；它改变了社会人只对社会群体负责的传统人生义务论原则，认为社会人不仅要对社会群体负责，更要对自身和小群体负责；人生价值神圣论应与家庭社会的利益以及个人的利益结合起来，使人类对待自身的生命、生活质量持更加科学积极的态度；这将使人类由创造生命、维持繁衍的低层次人生价值观向充
中国传统文化演变而成的人生价值神圣观一直非常慎重：仅仅强调人生价值的质量而忽视或否定人生价值的神圣，可能会带来对社会责任处置上的随意性和不严肃性，因为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或需要而须要对个体的人生价值进行取舍或重组时，那么在神圣观和质量观方面是不难找到理由的；在一般情况下，当代社会人应该坚持人生价值的神圣和优质的一致性，它们不能被分割，二者是有机的统一体。
社会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贯穿于人生价值实现的全过程。每一个人都需要重视人生价值实施的效益性，而大多数的个体只注重自身的利益，只苛求利益分享者的另一方履行利他第一的人生价值职责。中国传统人生观倡导人们坚守群体至上的原则。而现代人则认为个体人不仅应对他人负责，还要对自身所处的具体时空作理性的思考，社会人不仅要关顾眼前，更要前瞻未来；中国传统文化一贯鼓励个人不计名利、淡泊利禄，因为社会在不堪重负的情况下，社会会将部分福利责任转嫁给个体。社会通过个体的奉献和对利益的淡漠来体现社会的某些优越性和公平性。西方文化所滋养的人生价值观则认为，每一个个体都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它与社会其他组成分子一样，都有为争取自身利益而索取报酬的权利，每一个人都是商品经济的参与者，商品经济的一切原则和竞争机制都对人们起着同样平等的作用，人们如果一味自视清高地孤芳自赏，不但使自身难以自持，即使自身能够勉力支持，社会也会毫不留情地将其剔除于自己的运行轨道之外。
无论中西文化在道德教育上如何迥异纷呈、此消彼长，笔者始终认为，两种道德观应该奉行并行不悖的原则，道德文化应该在人类发展的规范约束之下、使其更有利于人类自身的优质进化。作以上的对比，旨在能对中西道德文化的差异作一个较为客观的对照，使我们对中西道德文化在当代社会的道德教育中的作用有个准确的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