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围城》的比喻艺术【通用3篇】
试论《围城》的比喻艺术 篇一
《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以其深刻的思想和独到的表达方式而广受赞誉。其中,比喻艺术是小说中的重要元素之一,通过比喻手法的巧妙运用,作者钱钟书成功地塑造了丰富多样的角色形象和生动的情节,使读者在阅读中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人性和社会现象。
首先,比喻艺术在《围城》中被用来描绘人物形象。小说中的主要角色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而这些特点往往通过细致入微的比喻来展现。比如,曾淼这个角色是一个典型的“围城者”,他在自我欺骗和追求表面上的成功之间徘徊,作者通过比喻的方式将其形容为“一只鸟儿,只是飞不进地窖里”。这个比喻既表达了曾淼内心的矛盾和困惑,又暗示了他的虚荣心和自负。而对比的角色方鸿渐,则被比喻为“一只被围住的鸟”,形象地揭示了他在围城之中的无奈和困境。通过这些比喻,读者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些角色的内心世界,感受到他们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其次,比喻艺术在《围城》中被用来揭示社会现象。小说以上海为背景,描绘了上世纪30年代的城市生活和社会风貌。通过比喻的方式,作者把那个时代的社会现象和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比如,小说中描写了上海的夏天,作者将其比喻为“一只热得发白的蜡烛”,寓意着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炙热而闷热。而对比的冬天,被比喻为“一个不大,却冻得人发抖的房间”,则暗示了围城者们内心的孤独和冷漠。通过这些比喻,读者可以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和人们的心理状态。
最后,比喻艺术在《围城》中被用来传递深刻的思想。小说以婚姻为线索,探讨了人性的复杂性和社会的虚伪。作者通过比喻的方式,将这些思想传递给读者。比如,小说中出现了许多动物的比喻,比如狗、鸟、羊等,这些动物形象的运用,使得小说中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比如,作者将婚姻比喻为“一座围城”,这个比喻不仅形象地描绘了婚姻的困境和矛盾,也暗示了人们在追求自由和幸福的同时,却又陷入了自我囚禁的境地。通过这些比喻,读者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小说中的思想和主题。
总之,比喻艺术是《围城》中的一大亮点,通过比喻的方式,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丰富多样的角色形象、揭示了社会现象、传递了深刻的思想。这种艺术手法的巧妙运用,使得《围城》成为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兼具的经典之作。读者在阅读中不仅可以享受到故事的情节,还能深入思考和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深意,这也是《围城》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地方。
试论《围城》的比喻艺术 篇二
《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其中的比喻艺术为小说增添了丰富的意象和深刻的隐喻。通过比喻的手法,作者钱钟书巧妙地塑造了角色形象、描绘了社会现象,同时也传递了深邃的思想和哲理。
首先,比喻艺术在《围城》中被用来塑造角色形象。小说中的角色个性各异,而通过比喻的手法,作者能够更加生动地展现他们的特点和内心世界。比如,小说中的方鸿渐被比喻为一只“被围住的鸟”,这个形象揭示了他在围城之中的束缚和无奈。而曾淼则被形容为“一只鸟儿,只是飞不进地窖里”,这个比喻既揭示了曾淼内心的矛盾和困惑,又暗示了他的虚荣和自负。通过这些比喻,读者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角色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感受到他们的真实和鲜活。
其次,比喻艺术在《围城》中被用来描绘社会现象。小说以上海为背景,生动地展现了上世纪30年代的城市生活和社会风貌。通过比喻的方式,作者能够更加深刻地揭示社会现象和问题。比如,小说中描写的夏天被比喻为“一只热得发白的蜡烛”,形象地描绘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炙热而闷热。而对比的冬天则被比喻为“一个不大,却冻得人发抖的房间”,暗示了围城者们内心的孤独和冷漠。通过这些比喻,读者可以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和人们的心理状态。
最后,比喻艺术在《围城》中被用来传递思想和哲理。小说以婚姻为线索,探讨了人性的复杂性和社会的虚伪。通过比喻的方式,作者传递了深刻的思想和哲理。比如,作者将婚姻比喻为“一座围城”,这个比喻不仅形象地描绘了婚姻的困境和矛盾,也暗示了人们在追求自由和幸福的同时,却又陷入自我囚禁的境地。通过这些比喻,读者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小说中的思想和主题,思考人生和社会的本质。
总之,《围城》中的比喻艺术为小说增添了丰富的意象和深刻的隐喻。通过比喻的手法,作者巧妙地塑造了角色形象、描绘了社会现象,同时也传递了深邃的思想和哲理。读者在阅读中不仅可以享受到故事的情节,还能思考其中所蕴含的深意,这也是《围城》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地方。比喻艺术的巧妙运用使得小说更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让读者更加深入地理解其中的人性和社会现象。
试论《围城》的比喻艺术 篇三
试论《围城》的比喻艺术
摘要:《围城》一书中的比喻生动活泼、幽默风趣、凝聚智慧,自从20世纪五十年代问世以来一直都是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这些像珍珠一般的比喻为《围城》增添了更为绚丽的色彩。文章从《围城》比喻的新奇性、讽刺幽默性、知识性及博喻这几个方面来分析《围城》中的巧比妙喻,共同感受其独具魅力的语言风格。
关键词:钱钟书;比喻;艺术;《围城》
《围城》是钱钟书写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于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一经问世,便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掀起了千层巨浪。据统计,在《围城》这部23万余字的小说中,所用的比喻竟达700多处。[1]诗评家李元洛说:“钱钟书是一位运用比喻的高手,在小说《围城》和他的学术著作中,那精彩的层出不穷的比喻累累然如贯珠子,粲粲然若繁花。”[2]由此可见,钱钟书对比喻恰到好处的运用是《围城》这部小说成功的一大因素。据此,本论文试从《围城》比喻的新奇性、讽刺幽默性、知识性及博喻这几个方面来论述《围城》的比喻艺术。
一、《围城》比喻的新奇性
比喻的生命在于相似点,一般的比喻,本体和喻体往往处在相近的环境中,两者的相似点十分明显,在阅读时,读者极易产生一种认同感,这种类型的比喻便是采用了“化陌生为熟悉”①的手法,然而钱钟书却不按常理出牌,他采用的是“化熟悉为陌生”的比喻路径,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围城》中很明显地感觉出来。钱钟书所写的比喻句,在让比喻中的本体与喻体相吻合的同时,又将本体与喻体的距离拉开,起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在思维上产生一种跳跃性的感觉,给人带来一种新奇之美。钱钟书在《七缀集读<拉奥孔>》中对比喻的真髓进行了这样的阐述:“比喻体现了相反相成的道理。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它们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全不合。不能相比;两者全不分,无须相比――夸饰以不能为能,譬喻以不同类为类,理无二致,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3]在看小说时,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钱钟书所运用的那些比喻,有很大一部分比喻他们的本体和喻体这两个事物联系很少,差别很大,乍一眼看去,一时之间很难看出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之处,但是当你回味一番,就会有恍然大悟之感,而后不禁赞叹其新奇精妙。这样的例子在文中比比皆是,就比如小说中对于“鲍小姐”的描写,钱钟书这样写道:
她只穿绯红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露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有人叫她“熟食铺子”(charcuterie),因为只有熟肉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真理”。(P5)
在我初读《围城》时,看到这段对鲍小姐的经典描写――绯红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露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这不正是现今夏日街头那些漂亮女孩的经典装束嘛!而在当时这样的装束却是“熟食铺子”、“局部真理”了。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鲍小姐的描写,钱钟书用了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用“熟食铺子”来喻指鲍小姐的形体,“熟食铺子”去过菜场的人应该都知道,那是卖一些卤的.鸡、鸭、鹅等熟食的店铺,钱钟书把鲍小姐裸露在外的形体比作熟食铺子,这两者的相似度可以说非常的高,我们一看就能理解作者设喻的目的。而第二个比喻作者写得就比较新奇,比较耐人寻味,他运用的是“真理”这个抽象的概念。鲍小姐裸露的形体和真理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赤裸裸”的,但是鲍小姐又不是真的一丝不挂,所以又将鲍小姐进一步阐释为“局部真理”。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肉感而又浅薄,放荡不羁的女性形象。这样的比喻可谓惟妙惟肖,又令人忍俊不禁。这种比喻,将一个抽象的事物来比喻一个具体的形象,化形象为抽象,将真理与人的肉体结合在一起,崇高与低俗碰撞出新奇之喻。
这样新奇的比喻还有很多,比如“那时候苏小姐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不肯随便施与。现在呢,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里,过一两年忽然发现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时髦了,有些自怅自悔。”(P11)“方鸿渐给鲍小姐一眼看的自尊心像泄尽气的橡皮车胎。”(P19)“无数的雨线飞蛾见火似的匆忙扑向这光圈里来。”(P142)“按捺不下的好奇心和希冀像火炉上烧滚的水,勃勃地掀动壶盖。”(P179)这些比喻讲求的都是新奇。爱情和衣服、自尊心和橡皮车胎、雨线和飞蛾、好奇心和开水,这些看起来都是些毫不相干的东西,但是钱钟书却能将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加入自己独到的见解,将它们巧妙地结合起来,让读者读来很有新奇之感。
二、《围城》比喻的讽刺幽默性
当代著名作家谌容说:“生活中不能没有幽默,文学艺术中也不能没有幽默。生活中缺少了幽默,索然无味。文学艺术中缺少了幽默那就更糟。”《围城》是一部素有“中国现代《儒林外史》”之称的小说,它继承与发扬了《儒林外史》那种“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风格。[4]《围城》中的比喻,在讽刺幽默的语句之下,暗藏着很多深刻的哲理意味,在人们为这些讽刺频频发笑之时,同样也领悟了很多深刻的道理。
小说中有写道:“讲师升副教授容易,副教授升教授难上加难。我在华阳大学的时候,他们有这么一比,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丫头收房做姨太太,是很普通――至少在以前很普通的事;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那是干犯纲常名教,做不得的。前清不是有副对么?‘为如夫人洗足;赐同进士出身。’有位我们系里的同事,也是个副教授,把它改了一句:‘替如夫人挣气;等副教授出头。’”(P250)
这是汪处厚在听到方鸿渐说高松年并没有确切答复他是否升做教授时说的一段话。这段话将当时中国大学里的情况通过比喻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出来。我们先来看下这段话的本体,“讲师”、“教授”、“副教授”这些都是学校里教师的职称,而喻体是“丫头”、“夫人”、“如夫人”这些都是中国封建时期一夫多妻制的产物。这两者放在一起,前者代表的是尊贵高尚的社会知识分子,而后者可谓
是一种低贱卑俗的喻体,这样就给人一种强烈的反差。“丫头”做“姨太太”很普通,喻指“讲师”升为“如夫人”是很常见的。“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那是干犯纲常名教,做不得的。”,表明“副教授”变成“教授”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副教授”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永无出头之日。通过钱钟书的笔墨,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当时社会,副教授是一个多么尴尬的存在,既升不了官也降不了职。在现今大学的教育制度下,教师们能够凭借自己的才学一步一步地评上更高的职称,但在当时这个教育事业不受重视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具有博才的大家们在当时的处境很艰难,他们得不到重用,更得不到重视。同样的,我们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即使是在学院这样看起来及其清净的地方,同样存在着各种明争暗斗。 在学校中,“讲师”、“教授”与“副教授”他们关系的融洽只是浮于表面,在背后是一种尔虞我诈的冷漠关系,在这场事关个人名利得失的斗争中,多少学者殁落于此。这样的比喻,在让人倍感幽默之时,又给人以苦涩之感,让人回味。[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