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庞德与辜鸿铭的《论语》翻译对比研究论文【精彩3篇】
论庞德与辜鸿铭的《论语》翻译对比研究论文 篇一
在翻译领域,不同的翻译家对于同一文本的译文可能存在差异。本文将对庞德和辜鸿铭对《论语》的翻译进行对比研究。
庞德是著名的英文翻译家,他的翻译作品以准确、流畅而著称。辜鸿铭则是中国著名的学者和翻译家,他对于中国古代文献的翻译有着深厚的造诣。
在《论语》这一经典文本的翻译中,庞德和辜鸿铭都力求保持原著的意义和风格。然而,由于两位翻译家的背景和语言偏好不同,他们对于一些词句的理解和表达也存在差异。
举例来说,庞德在翻译《论语·学而》时,将其中的一句话翻译为:“君子不器。”这一翻译准确传达了原著中的意义,表达了孔子对于君子品质的要求。然而,辜鸿铭在翻译同一句话时,选择了“君子之过也。”这一译文强调了君子的缺点和错误,表达了不同的意义。
另一个例子是在翻译《论语·为政》时,庞德将其中的一句话翻译为:“君子质而已矣。”这一翻译准确地传达了原著中的意义,强调了君子的品质和素养。然而,辜鸿铭在翻译同一句话时,选择了“君子仅有这点品质。”这一译文在意义上与庞德的翻译相近,但表达方式稍有不同。
通过对比庞德和辜鸿铭的翻译,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翻译家在面对同一文本时的不同理解和表达方式。这也反映了翻译的主观性和多样性。在翻译文学作品时,翻译家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背景选择最合适的翻译方式,以准确地传达原著的意义和风格。
然而,对于读者来说,理解原著的真正意义和精髓是最重要的。因此,无论是庞德的翻译还是辜鸿铭的翻译,读者都应该结合自己的知识和背景进行理解和解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领略到《论语》这一经典文本的魅力和智慧。
总之,庞德和辜鸿铭对于《论语》的翻译虽存在差异,但都力求保持原著的意义和风格。通过对比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翻译的多样性和主观性,同时也需要读者结合自身的背景和知识进行理解和解读。
论庞德与辜鸿铭的《论语》翻译对比研究论文 篇三
论庞德与辜鸿铭的《论语》翻译对比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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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庞德和辜鸿铭两位著名的翻译家对于《论语》的翻译各有特色,文章拟从其翻译经历和翻译目的入手,对其《论语》翻译进行对比研究。
【论文关键词】:
经历;翻译目的;对比研究
《论语》是记载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经典著作。正因为它在儒家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外译,特别是英译,一直是西方国家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之一。1828年,大卫·科利在马六甲出版了第一部英译本《论语》。1861年,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的译本在香港问世。其后有莱尔(L.A.Lyall)的《论语》(1909)、庞德(Ezra Pound)的《论语》、A.韦利(Arthur Waley)的《论语》、狄哲劳(D.C.Lan)的《论语》、韦尔(James Ware)的《论语》、苏慧廉(W. E.Soothill)的《论语》相继问世。我者林语堂亦醉心于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他也译了《论语》。而庞德所译的《论语》和辜鸿铭所译的《论语》因其不同的翻译风格以及在欧洲所引起的不同反响而更引人注目。埃兹拉·庞德和辜鸿铭都是著名的翻译家,他们对于《论语》的翻译所作出的贡献举世注目。文章拟从两位翻译家的翻译经历、翻译目的入手,探讨他们各自《论语》的翻译特色。
一、庞德与其《论语》翻译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是英美20世纪文坛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杰出的诗人、意象派诗歌创始人,同时也是翻译家。作为翻译家,他的巨大贡献就是将中国的诗歌和儒家经典译成英文。在庞德的翻译中,儒学翻译占了相当重的分量,其中庞德英译《大学》的第一个译本the Da Xue or The Great Learning of Confucius出版于1928年。他以意大利文翻译和出版《中庸》分别是在1942年和1945年初,翻译和出版《论语》"The Classic Anthology" Defined by Confucius是在1954年。
庞德翻译理论包括:
(1)翻译是对原作的部分批评;
(2)翻译是独立于原作的创作;
(3)翻译是对原作的语势转移。
庞德认为,翻译家不应着力重现原文所有的特征,而应向读者“展示原文的宝藏”,展示原文的本质特征,展示原文独特的品质,哪怕是损失其他的品质,以传达原作者的思想意识及原作整体的效果。这就是他所说的“阐释性翻译”,即异化翻译。庞德的异化翻译最大限度与原文保持一致,尽可能让译文读者感触到原文,通过直译才能释放“纯”,特别是在句法上,造成与现行标准用法的偏离。这是“一种对目的语文化价值产生种族偏离的压力,保留外国文本中的语言、文化差异,让读者置身于外国语言和文化中”。庞德几乎不懂,主要依据Mathew的《汉英字典》、Guillaume Pauthier的《论语》法译本以及理雅各的《论语》英译本来翻译。因此在庞德翻译的《论语》中,当他对自己的译文不确定时,就经常提供Guillaume Pauthier的法译文、理雅各的英译文或者干脆提供自己的另一种译文。
庞德的翻译理论我们可以从下面的翻译实例中略有感受。如:
子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庞德的译文(以下简称庞译): He said: Governing then by looking straight into their heart and then acting on it ( on conscience) , and keeping order by rites, their sense of shame will bring them not only to an external conformity but to an organic order.
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庞译: He said: Only those of highest intelligence, and lowest simplicity do not shift. (L.cannot be changed, text probably includes both meanings.)
庞德认为:“语言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取势。音象(melopoeia),即词语在其普遍意义之外、之上,还有的性质,且音乐引导意义的动态与倾向。形象(phanopoeia),即把意象浇铸在视觉想象上。义象(logopoeia),‘语词间智慧之舞’,也就是说,它不仅使用词语的直接意义,还特别考虑词语的使用习惯和我们期待它所在的语境,包括它的'常用搭配、正常变化以及反语修辞。这种诗包含着那些语言表达所特有的、无法为造型或音乐所包含的美学内容。它出现得最晚,也许是最巧妙、最不可捉摸的形式。”庞德作为诗人对于音象、义象等极为讲究,其译文也充满了诗意的想象。庞德在翻译《论语》中所用的拆字法和他的诗意想象密切相关。例如:《论语》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庞德将其译为:He said: Study with the seasons winging past, is not this pleasant?
很明显,他将繁体“习”字用拆字法拆成几个偏旁部首,然后解释为:“学习,而时间白色的翅膀飞走了”。该译文没有译出原文“学”(理译中的“learn”)与“习”(理译中的“perseverance and application”)的不同内涵,却从侧面突出了“悦”的诗意所在,或许“习”字是庞德翻译的《论语》中最富有诗意的一例。再比如,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庞德的译文:Tze-Kung said: if a man extend wide benefits to the people and aid them all [pictorially: sees that they all get an even or con stant water supply] would you call that manhood?这些译文都体现了庞德的特色。
二、辜鸿铭及其《论语》翻译
中国四书五经的翻译最早始于明末清初。当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和汉学家把《诗经》、《易经》、《论语》等中国古代典籍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欧美,有拉丁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等译本。要把中国古代经籍译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时精通对译的两种,能够透彻理会两国文化,并非一般人所能担任。而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大多数只是粗通,因此翻译出来的作品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有的甚至是积字成句、积字成篇,根本无法从整体上体现中国文化的精奥之处。辜鸿铭认为正是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歪曲了经典的原义,糟蹋了中国文化,并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为了消除这些偏见,他决定自己翻译儒家经典。另一方面,辜氏游学欧洲十数年,“精于别国方言,邃于西学西政”。但他深受欧美浪漫主义之影响,对西方近世物质文明深为不满。返国后研习六经子史,迅速向回归,在一片西化声浪中,充当起儒家思想的卫道士与传道人。辜氏此举,并非胡适所谓“立异以为高”,其服膺儒学,实属渊源有自。吴宓对此有精辟的分析:其尊崇儒家,提倡中国之礼教精神,亦缘一己之思想见解确立之后,返而求之中术文明,见此中有与卡莱尔、安诺德、罗斯金、爱玛生之说相类似者,不禁爱不忍释,于是钻研之,启发之,孜孜焉,举此中国固有之宝藏,以炫示西人。此其中又以国家主义(爱国思想)为之动机。
1898年辜鸿铭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译著《论语》(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他在《论语》译序中声称:我们只想在此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那些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国人在耐心读过我们的译作之后,能够反思一下他们对中国人已有的成见,并能因此修正谬见,改变他们对于中英两国人民与人民、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态度。为了让本族人读懂《论语》,辜氏“努力按照一个受过的英国人表达同样思想的方式来翻译和他弟子的谈话”。由此可见,辜鸿铭翻译《论语》的主要目的是顺应西方读者的语言和思维习惯,让西方人真正了解中国儒学的思想体系,改变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偏见。因此,辜译文的篇章结构采用英文模式,注重句子间的相互连贯。
在辜鸿铭的译文中,中国的人名和地名被他用西方人所熟悉的人名、地名所代替,甚至将某些概念生搬硬套西方的概念,如“季氏篇”之八中的“天命”被译为the Laws of God(“上帝的律令”),把“圣人”译为holy men(“献身宗教之人”)等。在孔子的众多弟子姓名中他只保留了最出名的颜回和仲由,其余均译为“one disciple”而且他在第一次提到颜回时加了注释。如:The St. John of the Confucian Gospel-a pure, heroic, ideal character, the disciple whom the Master loved.
辜鸿铭译文的篇章结构形式则采用典型的英文模式,注重句子间相互的连贯性,注重稳定而严谨的动宾搭配的空间框架。用“学而篇”之首篇为例,其句子结构的展开明显与源语有别:Confucius remarked,“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as you go on acquiring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 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come from afar to 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 .But he is truly a wise and good man who feels no discomposure even when he is not noticed of men.”
再比如:“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
辜鸿铭的译文为“Thus absolute truth is indestructible. Being indestructible, it is eternal. Being eternal, it is self-existent. Being self-existent, it is infinite. Being infinite, it is vast and deep. Being vast and deep, it is transcendental and intelligent.””又如“学而篇”之四,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理雅各讲究忠实将原语直译为:The philosopher Zeng said,“I daily examine myself on three points :——whether , in transacting business for others. I may have been not faithful;——whether ,in intercourse with friends ,I may have been not sincere;——whether I may have not mastered and practised the instructions of my teacher. ”辜鸿铭的译文整个语段更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A disciple of Confucius remarked“, I daily examine into my personal conduct on three
points:—— First ,whether in carrying out the duties entrusted to me by others, I have not failed in conscientiousness; Secondly ,whether in intercourse with friends , I have not failed in sincerity and trustworthiness ; Thirdly ,whether I have not failed to practice what I profess in my teaching.”
从两篇译文的结构上来看,辜鸿铭完全采用的是英文中“概括——具体型”的语篇结构形式。是一个化整为零的,而恰恰相反,讲究化零为整,即以一个语言成分为主干,带有若干个附属成分,主干与附属成分之间由一定的关系相连。这样能使英语本族人的思维在读译文时沿着段落模式体会其内在的层次关系。辜鸿铭的由于符合西方的语言特色而倍受西方读者的欢迎。
作为诗人的庞德通过翻译《论语》,将思想运用到《诗章》创作中,给西方读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欣赏儒家思想的空间,这是迄今为止其他《论语》译文所没有的,是该译本的巨大特色。因此,庞德翻译的《论语》应该在《论语》翻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辜氏的儒经翻译,犹如旷野中的几声呼喊,并不能遏制西方殖义的狂潮,扭转传统的厄运。但它们打破了传教士、汉学家垄断中学西渐,制造中国形象的局面,夺回了代表中国发言的话语权,为中国文明树立了正面的形象,赢得了广泛的理解与同情,却又是功莫大焉。庞德和辜鸿铭的翻译虽然各有特色,但都具有很强的学术研究价值,但我们研究译者译本,也应采取知人论世的态度,追寻译本产生的文化,探求译者的用心与决策,以期对复杂的翻译现象做出尽可能合理的解释。相信对二人进行深入地研究无疑会对儒家经典的翻译研究大有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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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鉴赏
思想内容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其内容博大精深,包罗万象,《论语》的思想主要有三个既各自独立又紧密相依的范畴:伦理道德范畴——仁,社会政治范畴——礼,认识方法论范畴——中庸。仁,首先是人内心深处的一种真实的状态,这种真的极致必然是善的,这种真和善的全体状态就是“仁”。孔子确立的仁的范畴,进而将礼阐述为适应仁、表达仁的一种合理的社会关系与待人接物的规范,进而明确“中庸”的系统方法论原则。“仁”是《论语》的思想核心。
《论语》反映了孔子的教育原则。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记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的表现之一为克己复礼,有所不为);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己与人之间的关系,以欲施做答,欲是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之取舍,施是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实践,用好心坏心来说,要防止好心办坏事,就要慎施);答司马牛“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牛则答以细目。又如,孔子回答子路和冉有的同一个问题,内容完全不同。答子路的是:“又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的是:“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
艺术特色
《论语》多为语录,但都辞约义富,有些语句、篇章形象生动。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不仅篇幅较长,而且注重记述,算得上一篇结构完整的记叙文,人物形象鲜明,思想倾向通过人物表情、动作、对话自然地显露出来,具有较强的艺术性。
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回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论语》的主要特点是语言简练,用意深远,有一种雍容和顺、纡徐含蓄的风格;还有就是在简单的对话和行动中展示人物形象;同时语言浅近易懂,接近口语,也是一个特点。